新加坡智慧国计划需要逆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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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当新加坡政府提出“智慧国”计划的概念时,它是全球首个举全国之力,并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智慧城市的宏伟计划。在智慧国的规划和实施方面,新加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曾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上,李显龙总理却坦承,虽然新加坡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条件,智慧国计划的许多领域都落后于其他国家。李总理在演讲中特别关注学前教育、糖尿病和智慧国这三大长远议题,其中又以智慧国为重。

为什么本应引领世界潮流的智慧国计划,却并没有如预期的成功?这个看似悖论的结论,恰恰说明了新加坡未来需要在智慧国方面予以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即智慧国建设需要逆向思维。

智慧国计划旨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去便利和改善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休闲,它是所有尖端信息技术应用的集大成。同第一代的办公自动化、第二代的电子政务相比,以社交媒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智慧城市,看似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却使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深刻转型。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2000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信誓旦旦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电子商务,因为中国没有普及信用卡,也缺少必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但是,现在中国发展迅猛的电子商务却说明,它完全有可能绕过信用卡并成功实现大逆转。

在电子支付领域,中国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连卖水果的地摊大妈都普遍使用二维码,让许多过去领先的西方国家情何以堪?

数字治理领域的巨变意味着过去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渐转为后发优势。许多国家前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巨额基础设施投资,正在转变为危险的沉没成本,就像鸡肋一样丢之可惜,食之无味。

这些巨额投入及其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都使决策者倾向于基于既有投资去设计和实施项目,并可能因此而贻误发展契机。这使这些国家的冒险精神远不如后来者,因为后来者面临绝地逢生的机会窗,并没有任何思想包袱。

按照电子政务的线性发展规律,会先后经历信息公开、在线服务、互动交流、一体化整合等阶段。但是,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跃迁式发展,而不必按部就班地因循守旧。以中国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先的城市为例,偏安西南的贵阳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例子。贵阳同沿海发达城市相比,既没有财力也缺少人力,但是却独树一帜地引领中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前沿。

新加坡的规模较小,居住又非常集中,且民众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比率位居世界前列。按理说,新加坡应该最有优势发展电子支付,在公共安全和电子商务领域也会有很大潜力。但是发达的物流和便利的购物环境,让电子商务一直难以发展。支付渠道各种各样,但却难以统一,不仅让商家头疼不已,也让消费者叫苦不迭。

在过去,政府统一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停车系统、政府网站SingPass等都可以畅行无阻,为什么在智慧国计划方面却不得要领?究其原因,智慧国的“玩法”彻底变了,政府不再是唱戏的主角,企业才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键力量。

以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为例,他们抓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契机,为各地政府提供琳琅满目的移动城市服务解决方案,不仅弥补了地方政府的短板,也为其数字服务的标准化提供了渗透机会。在市场竞争与寡头垄断之间、标准化与本地化之间需要微妙的权衡,以便为电子支付和其他领域的智慧国计划提供强力支持。

这种论断并不是说政府不再是智慧国计划的主力军,而是说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比如,新加坡的各个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都在收集大量数据,但是这些海量数据却并没有很好的整合、利用和再开发。

以新加坡开放数据平台所公开的大量数据为例,对于期望开放利用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友好和深具吸引力,因为各个部门所提供的数据无法对接和互联。大数据技术的要义在于数据是互联的,而跨部门协同在其中居于关键地位。

在这方面,跨部门整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恰如过去“一条蛇”和“一块草皮”的故事,可能十几个部门参与其中,相互之间却没有很好的沟通、信息共享和联动,致使本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却面临无解的尴尬。就此而言,整体政府的理念仍然有必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便为智慧国计划的加速推行奠定制度基础。

(作者:马亮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文章以标题“智慧国计划需要逆向思维”首发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