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至1953年期间，我和吴作栋在巴西班让小学同校。他住在巴西班让，所以上学很方便。而我则必须从中峇鲁搭巴士上学。之所以选择巴西班让小学，是因为在接收华校生转英校的政府学校中，这是离我家最近的一所。我比作栋稍长一岁。
共同的兴趣爱好让我们彼此熟识。我们都是童子军和校游泳队成员。他尤其擅长蝶泳，而我则擅长蛙泳。
我们一起升入莱佛士书院读中学。同时，我们都是学长团团员，这让我对他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在莱佛士书院，学长负责管理学生纪律，深受学生们敬重。
升入大学后，他在新加坡大学攻读经济学，而我则前往吉隆坡学习工程，我们便中断了联系。
后来不管是在莱佛士书院同学聚会上，或是在街上偶遇，我们会彼此打招呼问候。
1965年7月的那次碰面令人难忘。那年我返回新加坡，为9月 前往剑桥攻读博士做准备。一天，我沿着哥烈码头走，遇到了吴作栋，他正抱着一摞书走向蚬壳大厦（这栋建筑如今已被拆除） 。我问他近况如何，他说自己已经辞去财政部的工作加入了蚬壳公司。
他抱着书不方便，我们的交谈也就仅止于此。一个月后，我去浮尔顿大厦签署剑桥奖学金协定。当时财政部也在浮尔顿大厦内，我在那里看到作栋，吃了一惊。他告诉我，吴庆瑞博士不让蚬壳公司接收他，于是他又回到了财政部。
1969年，吴作栋离开财政部，加入东方海皇航运有限公司。那年我在街上遇见他好几次。他告诉我在东方海皇工作不容易， 因为那些年航运业正处于低谷。
1976年大选前夕，我再次与他偶遇。有传言说他会竞选国会 议员。提名日前一周，我在位于爱德华太子路的新加坡理工学院食堂内遇到了他。我问他是否参选，他否认了这个谣传，还说吴庆瑞博士和韩瑞生等经济学家更适合参选。但提名日那天，他被提名为马林百列选区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
再一次见到他是1979年，当时他是贸工部长。那时，他还担 任专业及工艺教育委员会主席，而我是委员。我们就技术人员的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就是从那些会谈中，南洋理工学院诞生了。
这些年来，我们有过几次共事。1984年，我曾在他所领导 的国防社区联系咨询委员会出任委员，当时他是国防部长。我们一起研究如何构建军队和社群的良好关系。后来，他担任总理， 任命我为新中教育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致力于在政府高级官员层级构建新加坡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总理温家宝是该基金会协议的中方签署人。后来，吴作栋从总理一职退休后，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我们一起探讨过大华银行的管理问题。
2009年，作栋和我出席新加坡交响乐团晚宴。自1950年一同就学于巴西班让小学起，我们已相识五十载。
吴作栋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思想开明，胸襟开阔，有容人之量。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任务中合作无间。他有好几次试图让我从政，但最终还是让我决定自己的未来。
詹道存是新加坡州奖学金得主，于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于1968 年获得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他入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升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他创办了三所大学，即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跃大学；曾担任吉宝集团、新加坡大众钢铁集团、大华银行和新加坡报业集团等大公司的董事，并活跃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陈振传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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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