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加坡的日子|记坡上忆青春

前言： 

如果哪天我赴了另一个国度求学工作，我并不会告别。因为对要再回来的地方，要再聚的人，是不需要说再见的。

（上）

何平的妈妈这一天可算是将垂着的心放下了,因为儿子何平终于通过AEIS考试进入了附近一所邻里中学。要知道，新加坡的中学是用小学毕业考PSLE分数择生，其中邻里中学普遍是分数线很低的学校。

虽说这所学校的学生不是什么高材生，何平倒是觉得这些新朋友饶有趣味。可能是因为这是他人生中头一次跟马来和印度孩子在一起上课，头一次用英文学习除了华文以外的科目，就连与本地人的交流也是以英文为主（当然有时也会参杂一些搞笑的闽南话在里面，活跃下气氛）。这也许就是新加坡的独特之处吧。何平最喜欢的是这里的课程表。因为没有像国内那样的十分钟小课间，取而代之是午饭的半个小时，所以一般下午放学时间都很早，周五更是12点就下课了。这时，学生们可以随意地掌控自己的时间。有的选择参加社团活动，有的沉浸在图书馆里，当然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的，便可以回家享受这暖洋洋的下午时光了。因为以前在大陆练过羽毛球，他便毫不犹豫的向羽毛球队抛出了橄榄枝。为了参加羽毛球比赛，何平难得有机会踏入了他梦寐以求的华侨中学。不知是校区的庞大的面积了，光是大厅里的观赏鱼塘就已经让他目瞪口呆。无声无息得，一颗种子就这样埋在了他的心里。他下决心要考去那里。

起初，何平还没有克服语言难关,就连打个电话订个披萨都能紧张出一身冷汗。 众所周知，口语不好是大陆的通病。还多亏学校老师雪中送炭似的给他安排了新加坡同桌，何平的英文口语也算是突飞猛进。 尽管第一次考试平均分只得到60出头，可每每看到儿子的成绩逐步向上，何平妈妈真是心里乐开了花。这成绩的背后一部分要归功于新加坡的教育系统。即使是邻里中学，新加坡教育部也不会置之不管，反而提供了可以与精英院校相媲美的教学水平和环境设施。锦上添花的是，老师们并没有因为何平是外国人就不予以重视。相反的，课后往往可以看到老师们给何平还有其他外国学生尽心尽力地辅导。何平真是不胜感激。就连中考O-level的时候，他也不需要浪费父母的钱去找外面的辅导老师，学校的突击辅导便足矣解答他心中的困惑。

课堂上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新加坡教育部也同样重视人格的培养。从小学开始直到大学毕业进入社会，CIP/VIA（义工）多到数不胜数。学校利用CIP分数来鼓励学生多花时间参加这类活动。何平当然也不例外，参加了一项又一项学校和外面组织的志愿活动，其中包括了收报纸，送补给品，在老人康复中心帮忙，为老年人节日做庆典和新年表演。其中，最记忆犹新的是那次放学后，他来到圣路易士老年康复中心。陈爷爷一如既往地坐在靠墙的那一边，还是那么安详。当看到了这小伙子，他边嘴角轻微向上一提边轻拍旁边的椅子：“你又来了啊，象棋都已经准备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看到了这爷爷，他会不禁想到自己北方远处的老人们。一场大战之后，陈爷爷从袋子里拿出了自己的宝贝相册，一页不漏地向何平讲着过去的经历，在何平看来自豪一词就差写在陈爷爷的脸上了。何平聚精会神地听着。后来他开始琢磨，CIP的好处之多，大陆的学校何乐而不多为呢；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多加鼓励才对。

这几年里何平最崇尚的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虽然这里人口以华人居多，但少数民族（马来人和印度人）并没有受到歧视或被剥夺个人主权。有学校的教育加上政府的政策保护，还有常见的耳濡目染，新加坡人民早已习惯了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肤色区分。记得最清楚的是何平之前住的祖屋楼下有一个滑梯，他常常坐在这附近发呆。比孩子们的嬉戏声更值得何平注意的是这些孩子们不同的肤色却相同的口音。要知道，这样的风景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得到的。还有一次放学何平坐公交车回家。得亏车上并没有空位了，何平才有了机会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一位印度乘客主动把座位让给了一对华人夫妇的孩子，于是两个种族的陌生小孩坐在一起开始玩耍。看着孩子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再看看父母们欣慰的神情，何平怎么也没有舍得在原定的下一站下车。只可惜这样宝贵的一瞬间，他竟然忘记了拍下来留念。

后来O-level成绩放榜了，何平并没有及时回来坡上。但当手机铃声响起，收到了老师简讯的那一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何平才发现自己已经蹦了有三尺之高。收拾完行李和心情，他已经准备好了向下一站出发。

（下）

有时候的新加坡是热的让人烦躁的地方，在室外温度计里的酒精常常迸发到35摄氏度以上。白天的坡岛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大蒸笼，就连路上的行人也不停地擦着汗抗议着炙热的code black(超过33摄氏度)。

跟何平有着类似的经历，史杰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就来新加坡求学。他来了这边后的几年可没少吃苦头。因为从小就没有什么英文背景，他在语言中心锻炼了大好几个月才拿到了一间邻里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要知道，别人学了十多年的英文水准，要想马上追上可不是什么易事。但就像愚公移山一般，史杰将自己埋在了书海里。这段时间里他常常怨恨自己选择了这条路而不是澳洲或美帝大陆，因为新加坡考试的频率并没有像预期中的比国内少，而且各个学校之间的特长竞赛又很残酷。就算新加坡教育部大力宣传“每个学校都是好学校”，但在史杰看来，好的学校的学生却比差的学校的学生有着更好的机会。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外界组织的比赛，有更多多才多艺的同学可以互相学习，有着更方便的教育资源（为了考高级华文，他每周都要去另外一所学校上两节课）。从那时起，他打心底里发誓要进入精英学府。

史杰本以为自己的安排已经够满了，但是他学校的两大社团（管乐团和排球）的练习远要比他的多得多。排球队为了拿那年的全国冠军一周有六天训练。其他学生家长从小就给他们找各种音乐老师，强度可以和国内的家长相媲美了。在新加坡，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被称为kiasu(闽南话里的怕输)。这也是为什么各种指数都显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国家之一，但是却是最不快乐的国家之一。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工作压力，学业压力，同辈压力都在无形地腐蚀着这些人们，让他们喘不上气来。

一说到国内的夏天就让人想到冰淇凌了，更别说在一年四季都是夏天的新加坡。就是在这样一个七月，史杰光临了一家“豆先生”店里买豆奶冰淇淋。在他前面排着个本地女生，再往前是中国来的个体旅行团。虽然是同胞，但是看到这些大叔大妈们吵吵嚷嚷、一会点这个一会又不要这个，史杰忽然感觉到浑身不自在。一个大妈拿错了别人的奶茶后，另一位大叔又不顾男女之分地蹭着别人肩膀去拿另一头的吸管，搞得史杰快要看不下去了。这是他才恍然大悟，之所以本地新加坡会指责有些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讲电话，以及中国来的富家子弟在这边飙车违反交通秩序。这样的情节在新加坡不少有，就是因为外国人太多，本地人曾多次向政府投诉改善现状。虽然不是所有外国人的素质都低，社会只是在不知不觉地将问题集中化，但他已经不知道何时他的祖国才会崛起、他的同胞会让新加坡人刮目相看。

 

后记：

何平和史杰的故事便是我的故事，当然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有甘有苦，有喜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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