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三代的新加坡华人。小时候，我经常在奶奶那儿听她诉说小时候裹脚的痛苦经历。奶奶出生于一个叫“唐山”的地方，和唐山的亲戚们也有陆续的联系。但在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叫“唐山”的地方就在中国。
▲60-70年代的新加坡华人“甘榜” 就是马来语中乡村的意思
我生长在新加坡，父母在世的时候也未曾到过中国，但对这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心中一直有种莫名的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我是第三代的新加坡华人。很多年前，我的爷爷从中国福建省南安市飘扬过海来到新加坡谋生，我的父母亲都是在新加坡出生。记得小的时候，家里唯一和中国有接触的就是我的奶奶——一个裹着小脚，髻着发，穿着传统黑服饰的中国妇女。
▲60年代末70年代初摄于新加坡甘榜菜市我童年的木屋，最左边那位就是我的奶奶，照片里还有我大哥、三姐、四哥和大我两岁的堂姐，估计那时的我才刚牙牙学语。
▲这一张估计是1975年还是76年，同样是摄于我童年的木屋前，右边第二个红衣女童就是我。另外三个是我的两个堂姐和堂妹。我爸爸排行老四，我们和奶奶、二伯父一家、三伯父一家住在一个木屋里，一共加起来要近四十人。
小时候，我经常在奶奶缠脚和梳整头长发时听她诉说她小时候裹脚的痛苦经历。我也从她那里了解到她的出生地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叫“唐山”。那时，奶奶和“唐山”的亲戚有联系，除了信件的往来，还有一些礼品的交换。亲戚给她寄茶叶，她给亲戚寄钱、腌肉和旧衣服。当时我们家境并不富裕，但是看到奶奶把辛苦储蓄的钱和东西寄回给亲戚，能想象，在“唐山”的亲戚生活条件肯定不如我们。由于奶奶是“唐山”亲戚唯一的联系，这个联系，在她百年以后就没有延续下去。我长大后，才慢慢意识到奶奶以前所说的“唐山”就在中国。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
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
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新加坡《信约》
华人通常用“籍贯”来表述家族的源起，而我是在到了中国才第一次接触到“祖籍”这个概念。新加坡长大的孩子从小在学校每天都念《信约》，公民意识从小就培养起来。在这里，人们几乎没有“祖籍”的概念。新加坡华人对国家的认同感远远超出了那个遥远的、模糊的祖先生长地。与中国有了接触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祖籍蕴含着不只是说的方言，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华人拥有渴望寻根问祖、追本溯源并不与国家认同相抵触。
▲小时候的我是大姐的宝，她大我15岁，经常带我出去玩。工厂女工一个月工资只有20元，大姐全部上交给妈妈，妈妈再给她一些零花钱。她能够省吃俭用的给我买新衣和玩具。小时候家里虽然贫困，但是我却不缺家人的关爱。
上中学后，我开始认识到中国几千年历史、是个历经战乱的国家。当时的我，还知道中国拥有很大国土，很多人口和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中，我开始向往这个有着辽阔边疆、四季分明、风景秀丽和许多爱国英雄的中国，这种好奇一直持续到我读大学。
▲1994年摄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大学时期游学中国
1994年，我就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了学期假期游学，许多同学都选择到欧美去，我和中文系的几个同学选择了中国。 三周的时间，我们去了9个城市，北京、西安、桂林、南京、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和深圳。我第一次来到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第一次尝到了西红柿炒鸡蛋，逛了友谊商店，住在国营宾馆。
这次出游让我非常兴奋！我终于来了到奶奶说的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和我有着一点点亲属关系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物资还没有现在丰富，人们也没有现在热情，但我亲身体验了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我看到了书本中的京城、长安、金陵和临安，还有八国联军掠夺烧毁的圆明园废墟、诗词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和“万里长征人未还”的城墙。每到一处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很快的，三周时间过去了，可我才刚刚开始享受其中。
▲这是我1994年第一次登上长城的获得的证书，我当了一回“好汉”。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外交部，也因此再次延续了和中国的缘分。1999年，年我被派往厦门实习，在那里生活了9个月，初次体验到一个外交官的驻外精彩生活。在此期间，我有幸去了福建省许多地级市和景点，也到南安桃源丰州去看一看。虽然和中国亲戚已失去联系，但是也算代替我已过世的奶奶回了一次家乡。
▲1999年摄于厦门，与厦门外办张处长、大华银行大厦陈总经理摄影厦门
从厦门回国后不久，总部很快就安排我正式外派。在巴黎和上海之间我选择了上海，这是让许多同事都感到惊讶的。派驻欧美国家是许多外交官向往，除了生活补贴比较高，还可以免费学习新的语言，但这一些似乎都没能吸引我。
▲2002年摄于乌鲁木齐400号的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
2000年冬天，我来到上海，开始了四年外派生涯。在中国的这些年，我去了许多城市，认识了许多朋友，拓展了我的视野，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与新加坡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观点和价值观。
▲2001年摄于波特曼酒店日本餐馆- 上海Apec 议结束以后吴作栋总理宴请新加坡使领馆官员
▲2002年摄于- 新加坡领事馆同事与家人的一次出游，我们到金山吕巷采草莓
▲2003年2月摄于虹桥开发区万山路的新领馆 — 搬迁后第一次进馆工作前的升旗礼，小汤与陆文斌一起把新加坡国旗升起
驻沪四年的历练为我未来要走的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陌生到熟悉，中国在我心中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地方。2004年，离开上海回到总部以后，我开始回忆与记录在中国工作期间遇到的一些特殊的事件，以纪念这一段宝贵的经验。
▲2003年摄于新加坡领事馆楼上的官邸-我温馨的家，当时古北古羊路的花市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我爱下厨，2000-2004年在上海外派时期，我经常在家里设宴邀请中国官员、外国驻上海领馆外交官和各商业领域的朋友。
回到总部以后，我的工作体验和在上海的有很大的落差，以往对每一天都是期待的，回到总部后工作变得朝九晚五，让我觉得枯燥乏味，2008年我毅然辞了职，寻找另一种新的体验。
离开的那一天是愚人节，同事们都以为我离职的消息是个玩笑
谁知，奇妙的人生转折让我又一次开始与中国接触。我受邀在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等，给中国党政团队讲课，介绍新加坡的发展与现状。此后，我也有幸开始到访中国各城市授课。我从中国政府官员与学术界对新加坡感兴趣的课题和问题中，找到了从新认识新加坡的视角。
▲2008年摄于新加坡鱼尾狮公园 – 上课后与第四届新加坡公共管理高级研究班留影，这一届来的领导干部都来自于江西省。
▲2010年摄于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授课现场- 中国青少年事务培训
我关注起了在中国发生的大小事情，从中国的发展道路来挖掘新加坡发展经验中可能吸引人的课题，希望提炼出一些有价值的知识。从最初对中国的好奇，逐渐转变成为对自己国家的好奇。
在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社区管理等方面，新加坡都有着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做法，这些领域自然成为了我的关注的课题。今天的新加坡，是由过去的总总历史因素、选择和政策造就的。如果只看表面，许多国家的发展都超越了新加坡。然而，若是走回到历史，仔细探究这个国家在最初的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抉择，或许我们可以挖掘出许多公共政策背后的核心原则与理念。
2011年，我决定重回校园，在上海大学攻读一个社会学博士学位，我希望通过学术与语言的历练，能够帮助我提升，能更好地将新加坡发展经验呈现给希望了解的朋友。这一次的自我挑战让我从全新的角度有一次的深度的体验中国。由于在读期间，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新加坡，因此必须经常往返与新加坡和上海，班上的同学经常笑我把新加坡讲课赚的课酬都奉献给了新加坡航空公司。在中国拿一个博士学位对外籍学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英语的思维方式和英文的书写习惯转到中文的过程是这期间最大的考验。2016年6年，在导师李友梅校长的细心指导下，我成功通过答辩，顺利获得博士学位。这次的学习体验是我人生另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不但让我在学习专业上获得大大的提升，也让我有机会对新加坡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与梳理，并于2016年12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分享我的研究成果。该研究也已编写成专著《国家与社会：新加坡居委会发展模式》，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6年12月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分享新加坡居委会发展模式研究成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把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的点滴记载下来，谨以此纪念我人生中那段难忘的外派生涯。也会将新加坡的发展历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这个平台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新加坡，并促进新中友好的交往与互动。
▲2008年9月摄于贵州小七孔风景区 – 像不像是个待嫁新娘？
傅琼花：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新加坡前驻华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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