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个BBC作者评论，说在新加坡，法律没有把个人自由置于集体责任心之上。这话没错。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
从新冠疫情，我们很清楚见到崇尚自由的社会与重视责任心的社会存在悬殊差异。
先说两点。首先，新加坡所有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责任心，而不是权利。我们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
凡是有道德感的人，不可能凡事随心所欲。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岛国上聚居了570万人，每平方公里有近8000人。不像其他高人口密度的迷你国家的公民，如摩洛哥，新加坡人无法迁居到邻国，无法逃离岛国的喧嚣和拥挤。
如果人们有整个大洲可供自己随意迁徙，崇尚自由自然而然成了天经地义。很遗憾的是，21世纪的地球再无多少资源可供人类使用。我们若不自律，这个世界是不够让我们挥霍的。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形象地提醒了我们——同个地球，同个世界。疫情本受限在一个你我不是很熟悉的城市，现在却成了全球人人心腹之患。
目前的科研显示，人们只有宅家，避免与他人接触，才能遏制病毒的传播。对那些认为自己有权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人来说，强令宅家简直不可思议。
在柏林，示威者大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认为自己是“主权人民”，没有义务遵守政府的约束。在美国，持枪上街的维权人士要把自己的州“解放“出来，拒绝政府干涉个人自由。
经常到访日本的人不难发现，日本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十分常见。他们感冒或咳嗽时戴口罩，避免病毒传播，体现了社会良心。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和新加坡政府劝导人们没生病就不要戴口罩，把库存有限的口罩留给更有需要的人们。
在政府发放免费口罩时，一些有责任感的人们不去领取，选择把口罩让给前线医疗人员。
同时，仍有些人坚持戴口罩，他们并非担心把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而是担心被人传染。
有个人去看医生，说自己耳朵疼。医生发现了病因——她戴了三层口罩，勒得耳疼。
现在，政府强制人人戴口罩。我们知道，无症状带病毒者也能传播病毒，因此，戴口罩是为了保护他人，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大多数人能理解也能照办，但不是人人如此。
多年前，我在国会提出《赡养父母法案》时，明白了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是有责任心的，可以信赖，他们能正确行事。但是，总有一小撮人死性不改，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他们不会自觉。
有些人认为，违反居家隔离令就被判坐牢，量刑过重。如果人人都能自觉，执法当然无须如此严厉。
令人遗憾的是，实情并非如此。我们发现，有些被令居家隔离的人无视限制，我行我素。
所有的这些限制措施——居家隔离、戴口罩、保持人际距离——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
即便大部分人有责任心，遵守措施规定，但是，只要出现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心、坚持个人权利不受限制的超级传播者，完全可以引爆新一轮传播。
如果被迫再次封城，那么，人人之前的辛苦和牺牲就完全白费了。
首先，形成阻遏作用——杀鸡儆猴，刑罚必须足够严厉，才能警戒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其次，更重要的，表示唾弃——必须发出强烈信息：无论崇尚自由主义的其他社会对此有什么意见，新加坡的态度是绝不姑息这类缺乏社会责任心的行为。
法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人们担心违法的后果。警察再多，违法分子总有漏网之鱼。
那些自由主义思维爆棚的人们对自己的个人自由受限，忿忿不满。
在外国，封城之后海滩没人了，于是有些人就去了。被质问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海滩根本没有其他人，我在这里会造成什么危害？
事实是，这些人利用了大部分人的社会责任心，放纵自己自私自利的行为。
社会必须对这种名为崇尚自由，实为自私自利的行为发出绝不容忍的强烈信号。集体的利益远远在个人的权利之上。
有些自由主义者幸灾乐祸，说新加坡的这些约束措施并不能阻止疫情的爆发和恶化，现在都两三万人确诊了。
首先，国际上以确诊病例人数作比较是具有误导性的。让病例人数维持在低水平并不难，只要少检测，少统计，就可以了。
新加坡的病例人数高，主要是检测做得多。其他国家不见得对无症状病人做积极检测。
其次，重要的应该是病死率，也就是病死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较。
病死率能让你知道疫情的轻重。截至5月17日，新加坡病死22人，病死率为0.08%
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统计，韩国的病死率为2.38%，香港为0.38%
我们来看看海外新加坡人聚居的三个国家——美国的病死率为6.02%，英国为14.17%，澳大利亚为1.4%
这不可能。如果谎报死亡人数，殡仪馆早忙坏了。无论如何，即便新加坡的病死率加上10倍，也只是0.8%
其次，病毒传播到新加坡之后，发生了变异，毒性降低了。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新加坡并无神奇的避瘟能力。
再次，或许新加坡的医疗系统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都好。大概只有极其狂妄的民族主义者才会相信吧？
那么，我们只剩下第四个可能性——其他国家统计新冠病亡人数并不准确。
各国确诊人数高低，在国际上做彼此对比，经常是政治对弈的弹药。
面对愤怒的选民，政治人物利用“确诊“人数来证明自己比其他国家领导人强。然而，这种不实的比较远远不只是”谁家强 ，谁家弱“的口水战，而是会对我们造成实质的影响。
将来，当我们恢复国际旅行时，许多新加坡人会回去他们在海外就读的大学和工作岗位。
如果这些国家隐藏着大量感染源，那么，这些新加坡人再次回到新加坡时，或是这些国家的居民到访新加坡时，很可能引发又一轮疫情爆发。
犹记三月初，新加坡疫情仍为可控，是一轮输入病例和违反居家隔离令的人们引发了此轮爆发。
如果我们以韩国的病死率为参考，那么，澳大利亚的确诊人数看来是准确可靠的。
那么，美国呢？如果按2.38%病死率，美国的确诊人数应该有376万人，也就是说，有228万个病例仍未浮出水面。
英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忧。按2.38%病死率，英国确诊人数应该是146万人，比英国统计的要多100万人。
人人不愿受阻断措施限制，要恢复正常生活。一些政治人物不顾医学专家苦心劝说，一心要解除限制，说自己愿意承担风险（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
有些人会说，自由可贵，值得，大不了死几个老头儿。如果这是他们的国家共识，我祝他们好运。只求你一事：别把死亡输出到其他国家。
下次你耐不住宅家之苦的时候，提醒自己——你受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为了朋友，为了邻居，为了千千万万的路人甲路人乙；你为了他们的安全所做的这一切，他们会感谢你。
作者温长明（Walter Woon）是法学教授，曾任新加坡总检察长、官委议员
这篇文章有理有节、不亢不卑，一改我对前检察长的刻板印象。
不过，对于以下这段话，我觉得不能够反映现实，所以觉得必须把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
温前总检察长说：“新加坡的病例人数高，主要是检测做得多。其他国家不见得对无症状病人做积极检测。
其次，重要的应该是病死率，也就是病死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较。”是不正确的。
新加坡的“检测”做得虽然多，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开始时的防疫出了很大的纰漏，结果给冠病病毒找到漏缝，让拥挤而且卫生条件差和难以维持社交距离的“客工宿舍”成为病毒的温床。在感染潮一发不可收拾之际，面对大批大批的被感染的客工群体，“检测”是不得已的医疗程序。因为“检测”出现病症的客工所以自诩为“检测”到位，那是很无聊的迹近“自慰”的心态。
新加坡很幸运，爆发的客工群体被感染不至于发生大灾难，就得利于客工的年龄层和体魄大部份都是身体对病毒具有比较强的抵抗力的人群。从几乎所有被感染的客工都是属于轻症病人就证实了这个状况。因此，在无形中客工群体竟然成为“群体免疫”的一个有利环境。只要遵循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就可避免客工病情因为拖延而成为重症。不巧的是，这是可以做不可以说的敏感事情。总之，对于客工的感染群来说，群体免疫是水到渠成的事，就等着时间了。
而关于“病死率”，在客工群体大量的确诊之下，社区的感染境况又不一样。因此把两个数据统计起来，结果还是不正确的。不过，新加坡和大多数先进的医疗体系一样，就以最先被感染的孟加拉客工为例，他在加护病房里躺了好几个月，如果没有先进的医疗器材帮助他维持生命，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从所有的防御措施来说，出纰漏的就是当断不断的“居家隔离”政策。所有社区感染不能够全面堵截、所有客工宿舍所以感染成灾，问题就出在“居家隔离”和“居宿舍隔离”–这点，新加坡跨部门抗疫小组能力不足和欠缺行政执行力的魄力不够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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