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殿 Lee Kim Tian
我们常听人家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这句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对那些怕听到坏消息的人来说，没消息的确是好消息。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靠新闻为生的人来说，没消息才不是好消息。
还好，新闻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是早餐的一部分。因此，新闻让我在过去35年里勇往直前。我一开始是“新加坡广播电台”的记者，最后成为“新加坡广播局电台”新闻的副总裁。我至今还记得我在1960年初当记者的心情，那时很兴奋也有点心虚。
一个记者的噩梦
我怕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的担忧在接到第一个重要任务时一扫而空，那是派我出席时任李光耀总理访问砂拉越后归来的记者会。在面对这个艰巨任务之前， 我给自己添加了点信心：反正我会速记，会速记在当年就相等于拥有一个录音机，我能记录下发言人所说的每一个字，因此，有什么好怕的。但是李总理不是一般的人。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他，当我在巴耶利峇机场的贵宾室里见到他时， 不知怎么的我莫名其妙地僵住了。
李总理的记者会是关于他此行出访砂拉越的收获。我在记事簿上用速记记录他说的话。不过老实说，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个人的气场太强大了。我回到新闻室，刚好那天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编辑值班，他的傲慢在我们的机构里早就臭名昭著。果然，我还没坐下来，他就要我给他李总理记者会的报导。
我看着我的速记簿，无法写出一个字。更糟的是，我根本不记得记者会上说了些什么。我的编辑不耐烦了，开始在同事面前对我发飙。这一来我更紧张了，我感觉世界末日到了。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战战兢兢地告诉他，我写不出报导。这句话足以让他暴跳如雷，他骂我没用，不适合当记者。他问我当天在机场的《海峡时报》记者是哪一位，我告诉他是Andrew Fang。他马上给Andrew 打电话，而Andrew 很大方的把报导给了我的编辑， 因而救了我一命。但是这无法挽救我的自尊、我的羞愧和我受到的羞辱。这时候我最该做的事是辞职，我想我的编辑或许是对的，我不是当记者的料。
1961年9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上李金殿（右二）和Andrew Fang（右一）一起采访新闻。
隔天，我把辞职信交给总编辑李微臣（Lee Vei-chen）先生，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解释了我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李先生毫不犹豫地把我的辞职信撕了丢进垃圾桶。李总编叫我回去工作，他说我还新，本来就不应该给我那样的任务。他说他会告诉采访主任。我职业生涯中那可怕的一幕终于结束了。采访主任 K R S Vas 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跟上李总理的步伐
我再次见到李总理，是1963年报导他每周的选区巡访。这一次我对他的恐惧消失了，不过我对他的仰慕和尊敬依然。当时也碰到一些小问题。我跟加利谷山总部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于乡村地区不容易找到公共电话，我的报导无法及时传给编辑。时间一延误，报导的时效性就降低了。
1960年代，李金殿（右二）出席时任总理李光耀（左四） 在总统府举办的一个选区巡访慰劳会。
李总理的工作更艰巨，他得向人民解释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重要性，并说服他们。他在每一个选区的每一站都发表演讲，不但用英语，也用华语、马来语和福建话发表演说。总理还要面对无常的天气，有时天气真的很不合作。在其中一次访问选区时，他碰见反马来西亚的支持者尝试阻挠他的出访，还发生了些小冲突。不过， 最后事件平息，总理继续他的行程。虽然遇到一些反马来西亚者的抗议，新加坡人民最后在全民公投中选择加入马来西亚。
1962年1月时任总理李光耀（左一）主持的《争取合并的斗争》新书发布会，左四为李金殿。
动荡的年代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之后，动乱开始酝酿。1964年7月和9月发生了两次华族和马来族之间的暴乱。我清楚的记得第二次，因为那一次我差一点丢命。
那天早上，公司汽车来到我芽笼的家接我去加利谷山上班，以便准备7点新闻。那时已经实施戒严令。我们的车接近加冷桥的时候，被一队来自吉隆坡的军人拦住，他们在暴乱期间被派在重要地点站岗。
广播电视台新闻室的同事忙于准备新闻报道。
一个军人问我为什么违反戒严令，他一边说一边用来福枪指着我。我向他解释我是个记者正要去新加坡广播电台上班，他打断我的话，威胁说如果我继续辩解他就会开枪。愚蠢如我当时用马来语说：开枪呀，我不害怕！他还来不及反应，另一个军人来了，他叫那个拿枪的军人带我去他们的办公室。我们进入办公室时，里面的长官正在睡觉。我向他解释我为什么在戒严时候出来，我给他看我的记者证。他满意我的回答，并叫下属让我走。
现在回想，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万一那个士兵跟我一样浮躁并决定开枪呢？那次事件之后，我决定不应在戒严时间内往返公司和住家。我最好留在新闻室过夜以便准备第二天早上的新闻，同时随时为听众提供暴乱的最新消息。
奇遇室友
由于我那时是临时员工，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的师兄们可以在家里舒服地睡觉，我得在没有床垫，没有枕头和被子的情况下在新闻室的桌子上睡觉。
这时，马来西亚的军队在重要地点站岗，我们自己的军队则在阿峇士少校的领导下，保卫我们的电台。他也得在新闻室睡觉。阴差阳错，我们成了室友，阿峇士后来成为国会议员。
李总理打来的可怕的电话
早期在电台，许多编辑不喜欢编写傍晚7点的新闻。有时候，7点新闻一过，李光耀夫人就会打电话来，她会叫值班的编辑跟李光耀说话。那时，看李总理的心情如何，编辑或许会接到李总理温和的告诫，或对错误或哪则新闻没抓到重点而被责骂。李总理也会提醒值班编辑，他会收听下一段新闻，看看错误有没有纠正。
唯一能够反驳总理的是总编辑李微臣。有一回李先生接到李总理的电话，是关于我们的新闻里的错误。当李总理重复解释时，李先生打断他的话叫他说重点，并放下电话。当时我想，哇， 李先生真够胆！李先生后来也没事。
新加坡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右一）和时任新闻总编辑李微臣在新加坡广播电台新闻室。
李总理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新闻媒体的威力和影响力。除了打电话给广播局的新闻编辑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也关注新加坡的报章。他要确保整体媒体在正确的轨道上。
李总理不时会召集我们去他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跟他交谈，报章从业员也在受邀之列。交谈会更像一个对我们的短处和不够敏感的一种斥责。回想起来，这是要敲醒我们。后来李总理搬到总统府上班，交谈会就停办了。
出国采访
在任期间，李总理常常出国访问。我很荣幸有好几次被派，成为他的随行记者。这些出访让我更了解像李总理这样的领袖为什么需要出国访问。那不是度假而是为了新加坡的长远利益，促进与他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我曾随同李总理出访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以及在加拿大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1979年出访日本那次印象深刻，那时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这两件事都和当时的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有关。
李金殿于1987年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 新闻中心编写新闻。
除了报导，我也要兼任摄影记者。出发前几天，我拿到一个专业相机，也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我从没见过这种相机，更不用说使用它。我拍的相片会给本地报章用，很有挑战性。如果我拍出来的相片没有影像或影像模糊怎么办？总理的新闻秘书傅超贤先生后来告诉我，说我做得好。
1987年10月13-17日新加坡新闻采访团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出席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排左二为李金殿。
在天气不好时操作相机不容易。我一手要拿相机，一手要拿雨伞为它遮雨，陈庆炎博士看见了我的窘态。有一个下雨天，我照相时陈博士竟为我撑伞，他拿着伞跟着我到处去。让一位部长当我的助理摄像师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不过，一切都顺利进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部长的好意。
没有声音？
在出访日本时，我跟陈博士做了一段访谈。我以为工作进行顺利，直到我的摄影师小声地跟我说他没录到声音，我一听到就愣住了。陈博士察觉到了，就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他出了问题并以为他会责怪我们。出乎意料的他说没关系，我们再录一次。这句话像音乐似的温暖人心，第二次录音顺利完成。
一次疏忽
吴作栋总理是另一位宽容的领导。在一次大选的群众大会后，我在剪辑时不小心把他的同一段话播了两次。吴作栋那时已经接过李光耀的棒子成为总理，他发现了，传了个短信给我们，不是告诫而是鼓励。他了解我们在时间紧迫和巨大的压力下工作，他说，冷静处事并放轻松点。
这次事件其实应该可以避免，如果我的剪辑助理及时发现，而我也没有因一时失神而疏忽。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过失而我也认为那是我的责任。在新加坡广播局的时期，我报导过八次全国大选，唯独这一次，我不想留在记忆里。
热闹喧嚣的全国大选
报导大选跟报导李总理的选区访问是两回事，后者是每周一次，前者是9天的艰苦奋斗。两者之间的难易程度也有别。在选区访问时，焦点是一个人，而他的目的是说服新加坡人加入马来西亚。在大选中，政府和反对党候选人把敏感和针对性问题都翻出来讲，困难在于找寻一个平衡，而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在偏袒某一方。大部分的群众大会在晚上举行，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这意味着我们会让记者早些退场以便赶上新闻截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漏新闻是难免的。除了这个弊端，我觉得报导大选的群众大会最有趣也很刺激，周围的喧嚣和呐喊足以让我的肾上腺素上升好几级。这些在2020年的大选都没出现，虽然我并没有参与其中， 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大选时各政党的竞选策略。
不过，我们也要感谢新科技和新方法。我们第一次看到更多候选人通过他们政党的线上平台进行网上辩论，我们也第一次看到“新传媒”的“政党竞选广播” 让各政党的领袖们向选民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不过选民错过了传统上在浮尔顿广场举行的午餐群众大会，以往，李光耀总理总会吸引大批民众前往聆听。这一回，他的儿子李显龙总理是线上群众大会上的主力。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温和的大选。
这一回，人民行动党再次执政，在93个有对手的国会议席中赢得83席。其余的议席由工人党获得，他们将是国会里唯一的反对党。
新闻来源
本地新闻是由我们的记者和主播采集，我们的外国新闻来自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社。这些通讯社通过他们的打印机，每天24小时不停地供应数以百计的新闻故事。这些故事必须经过筛选和编辑才能进入新闻简报，这项任务落在英语新闻编辑的身上，他们编辑过的新闻再分发给中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编辑翻译。
非英语新闻编辑们对这样的安排不满意，他们要自己筛选和编辑新闻，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编辑，应该做一个编辑该做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要挑选一些他们的社群感兴趣的故事。这些要求被接受了，但有一个条件：四种语言的新闻简报里，重点新闻必须一样。这样一来，工作满足感和自尊心都兼顾到了。
杰出的抄写员
早年，所有语文的新闻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中文除外。中文新闻编辑可能字迹潦草，因此写好的新闻稿需要抄写员再誊抄一遍。抄写员誊抄过的新闻稿， 字体端正清楚容易辨认，避免了新闻播报员读错字的问题。
我们的中文新闻组里有好几位抄写员，不过其中一位很特出。他是新加坡人曾守荫。曾自幼对中文书法有 中文新闻组抄写员曾守荫。
兴趣，后来他参加过在中国、日本、台湾、香港、南韩、欧洲和马来西亚举办的书法展览。1998年，曾守荫还送了一本签了名的他的作品集给我。
联合国任务
1981年7月，我被派到美国报导联合国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 想到要去一个这么庄严的国际机构工作使我有些担忧。不过，实际工作比我想象中容易。所有事情井井有条，记者们很容易就能拿到与会者的演讲稿和视频。
时任广播局总经理黄李淑珍（左一）出席一个新闻室的聚餐会，右一是李金殿。
除此之外，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许通美教授随时帮助我，他每一回都会告诉我会议谈论了什么。他对会议背景的分析使我的新闻报导有了深度。他真是一位亲切又谦虚的外交家。
推出图文电视
当副主席郑东发先生决定新加坡广播局应该有图文电视时，我被派去伦敦学习。还有两个人陪我同往，一位是工程师，一位是财经编辑。我们花了两个星期学习英国的图文电视服务。英国有两个图文供应商，一个是英国广播公司的CEEFAX，另一个是独立电视的Oracle。两者都提供一样的服务，就是文字新闻。
新加坡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左一）与李金殿在总统府的一个宴会上握手。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薛尔斯颁发1978年国庆“效率奖章”给李金殿。
我回来后呈交了一份报告， 推荐我们采用Oracle 系统。我的推荐被接受，SBC的图文电视建立起来。SBC Text 在第五波道和亚洲新闻台出现，提供新闻、股市行情和娱乐新闻。随着更先进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出现，SBC 图文电视到2013年才停播。
《On Air》新书发布会，前排中为新广前总经理／ 副主席（1980-1988）郑东发，右一为李金殿。
我在“新加坡广播局”的时候，经历了几次机构重组和其他的变化。从1960年隶属于文化部的“新加坡广播电台”，到1980年的“新加坡广播局”，和目前的新传媒。这些改变使新闻报导也有长足的进展。1999年3月“亚洲新闻台”的启播是一个里程碑，我个人对这个频道感到很自豪，它在本区域是最佳的频道。
对我的职业生涯我没什么好挑的，我能达到我事业的顶峰，一同管理广播和电视的新闻处，直到我1995年退休。我很幸运，有一支优秀和尽心尽力的团队帮助我取得成功。一路上虽有起伏，不过，最后的终点令人满意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编辑组译
李金殿
作者简介：
李金殿是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从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到新加坡广播局，他是新闻处的助理处长。期间， 他跟随李光耀总理出国采访多次。李金殿退休前是广播电台新闻处的副总裁。在服务了35年后，他于1995年退休。李金殿一直很关心《回望加利谷山》编辑工作的进展，还特地把他在《On Air》里的原文做了一些修改，以面对中文读者。不幸，这位电视台新闻室的主将，于2021年8月8日因心脏病去世。
本书50个篇章分为八辑：统帅、先驱、广播、新闻与时事、综艺节目、华语戏剧、幕后大军、熠熠星光，时间跨度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一直到2016年新传媒搬迁到纬壹科技城。真实地记录了一批热爱广播电视事业的台前幕后人员，如何在摸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从零开始不断追求卓越；如何为观众制作更好更精彩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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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H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