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新加坡建国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也宣告短命的“昭南市”又回归为“新加坡”。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时间是中国的春节，这一天英军投降。 新加坡成为日本的“昭南市”，“昭南市”在新加坡的历史上只存在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间是中元节。英军又回来了，新加坡又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自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英国人统治了新加坡200多年。 
日治时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李光耀却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李光耀的执政理念、如何管理新加坡影响深远。同时，也对新加坡人遵纪守法习惯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日治时期》（1942–1945），该书1995年，由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及李光耀当时的情况。并在题词中写道：献给在日军攻占期间罹难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士。
“大检证”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仅在3天后–2月18日至25日，就进行了“大检证” ，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到5个集中地点接受验证。这主要是针对当地华人中的“抗日分子”进行大清洗。当时，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对日本人的反抗并不激烈，华人由于受到中国及马共的影响，对日本人激烈反抗 。 在“大检证”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一队队的老百姓，在一个蒙上面罩的人面前经过，只要此人一点头，一经过指认，就立即抓走，基本上都被处死。许多人就此就被杀害了。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简述他是如何逃出验证关的，文章说：我在忠姑（李光耀家中的园丁）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验证后出去，可是执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去整理房间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又回到忠姑的小房间，在里面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 日本兵在我的手臂和上衣前面，盖上一个“检”字，意思是检查过了，可以出去了。
“九种人” “大检证”主要针对的是以下“九种人” 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 2. 曾经最慷慨地捐款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东南亚的富裕人士以华人为主） 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他们被认为或参加过抗战，或厌恶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离开中国的人） 6. 凡是纹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 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帮助英军抵抗日军者 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 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从中可以看出，大清洗主要是针对华人中的抗日分子的。在战场上，主要是针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军队。 《安居证》 “大检证”后，1942年4月，警察开始户籍注册，他们到每家每户登记所有住户的详细信息后，对每一户居民都发《安居证》，确认他们为“良民”，《安居证》可能类似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发的《良民证》吧。 1943年4月，《安居证》被户口调查票所取代，这些户口调查票都存在警察局里，警察经常到各家各户进行突击检查，如有关出生、死亡或者地址更换的户籍变动，都需要向警察报告。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万清回忆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集中，在事后听到有人因此失踪，我们才知道日军在抓捕他们，认为他们是抗日分子。 “粒”替代“个” 1942年9月，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半多，就在新加坡实行了协警制，发协警胸章。负责3000户人家的，称之为区长（可能相当于中国城市的区），协警胸章有三颗星，称之为“三粒星”。 负责300户人家的，（可能相当于中国城市的街道）协警胸章有两颗星，称之为“两粒星”。负责30户人家的，（可能相当于中国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协警胸章有一颗星，称之为“一粒星”。
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日文中有许多字就是汉字，协警胸章上的“几粒星”大概就是日文原文，华人也都能看得懂，唯一区别的是量词不同了。 华文一般把比较小的东西才称之为“粒”，如一粒米、一粒豆、一粒芝麻等等，而不能把比较大的东西称之为“粒”，大的如西瓜、篮球，中等的如苹果、梨等等。 中国人一般把比较大的东西称之为“粒”就是说错了。而新加坡人对许多东西不论大小，都一概称之为“粒”，如一粒球、一粒西瓜、一粒苹果、一粒萝卜等等。像“星星”等专有名词，都必须固定的量词来搭配，如“星星”只能用“颗”，西瓜、苹果只能说“个”等等。 笔者一直不知道新加坡的这个“一粒西瓜”是怎么来的？现在看来，这个“粒”很可能是日本人带来的。 日语中的“粒”也来源于汉语，百度文库对日语“粒”的解释为：“粒”在日语使用范围大于汉语，相当于汉语中的“个”。可能日语对汉语中五花八门的量词进行了简化，“一刀切”对用“个”的不少地方，都称之为“粒”。新加坡人可能也“跟随日本的用法”，所以一直延用到今天，已经约定俗成了。
“大检证”杀死多少人？ 新加坡的大屠杀，主要是指“大检证”被杀死的人。关于被日军“大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最少是2000多人，最多的是15万人，相差几十倍。 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 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昭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 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 1947年3月10日，在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 马来西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日军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说，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 为什么会出现死亡人数相差几十倍的情况，可能是由于统计的口径不一。死亡十几万人可能是广义的，包含战争中死亡俘虏及扰乱社会治安中被严打的死亡，如偷窃者被处死，还有战俘在虐待中死亡。英军投降时，约十三万士兵成为战俘，其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修盖铁路，部分被俘虏的英国士兵，被遣送至当时也是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设立的金瓜石战俘营，强制进行采矿等工作，其中绝大部分被折磨死。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没有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者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他们的军纪起到了作用。”（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p89） 应该说李光耀的回忆还是可信的，因为李光耀是当事人，他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罪责。而二战后，英国人接手管理新加坡，当时日本人是英国人最凶恶的敌人，英国没有理由为日本掩盖战争罪行。 国际法庭对日本战争中所犯罪行，当时是“美国、英国、苏联”是战胜国，话语权在他们的“嘴上”，所以也不存在对日本的袒护。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二战后，国际法庭公审了日本在菲律宾的“大屠杀”，并没有提及在新加坡的“大屠杀”。这也从侧面说明日本在新加坡杀死平民的现象并不普遍。 两次“大屠杀” 《日治时期》一书记载的“大屠杀”只有两次。 1.武吉知马“大屠杀” 在《日治时期》一书中写道：我们过了武吉知马火车站后，那里附近有一个儿童收容所，后面是一个树胶园，我看到了日军杀害正要撤退到荷兰路的英军，他们的头和脚都被砍掉了，唯一剩下的躯体被丢弃在沟里。有些士兵的手被铁丝穿过，他们的身体都被刺刀割裂成无数条线状的伤口，衣服都被脱光，然后被日本人吊在树上。在我回来的时候，是1942年2月15日，我又看到许多死尸，这些人多数是印度兵，尸体到处都是，有的可能死了好几天了，尸体浮肿的像一头头水牛，最少有几百个印度和英国的士兵在现在的义安工艺学院的后面被杀害。这是武吉知马的一位林姓居民，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2.亚历山大医院“大屠杀” 书中还写了一个英国人的回忆：我们跑到亚历山大医院附近，看到日本人已经闯进了医院，他们说英国人从医院里开枪。我们是离医院最近的一支部队，我们可以保证没有从医院里开枪。但是，里面的人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无论是谁，都没有逃过一劫，连医生护士病人都难逃一死。他们派我们的五名士兵去医院收尸，我们看到，许多伤兵都被打死了，有一个士兵，还没有死，他正在呻吟，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就给他一枪，立刻就死了。 这是英国皇家军团的丹尼费拉斯所记载的1942年2月16日的经历。 从这两次“大屠杀”的记载，还是与英军有关，该书没有记载其他“大屠杀平民”的情况，如果发生过，该书是不会遗漏的。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在《昭南新闻》上刊登告市民书：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计划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武器（原子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战争结束后，每一个人都应当保持冷静并且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下届政府，凡属于公众或者政府的财产，都应该予以保护，任何人都不容许偷窃或者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一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的管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全体人民应当与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市人民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1945年8月22日。 从《市告民书》中“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市人民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新加坡普通老百姓当时抗日并不激烈，如果有日本人肯定会镇压的，《告市民书》是不会不提及的，因为那是日本人统治新加坡的“政绩”。 1943年8月，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一周年时，新加坡的华侨协会还与日本人一起，庆祝昭南市成立一周年，说明日本人和新加坡人的矛盾并不是很大。
图为 庆祝昭南市成立一周年的欢乐喜庆场面 特别是《告市民书》要求：“全体人民应当与新政府（英军）合作，不许制造麻烦。”说明英军回新加坡，日本人是配合的，英国人并没有受到激烈的抵制。 日本人在昭南市的管理部门特别少，整个昭南市只设 5个部！据《日治时期》的一书中介绍：日本人在昭南市 的管理机构设一个市长，下设五个部门，分别为：总务部、民生部、经济部、事业部、警察部。
一个部下面最多的设6个科，如总务部，下设秘书科、管财科、出纳科、税务科、经理科、敌产管理科。最少的只设3个科，如经济部，下设商工科、食品科、农林科。专门管社会治安的属于警察部，也只有4个科，分别为：警务科、保安科、刑事科和特高科。 日本人大达茂雄是昭南市政府的第一任市长，任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大达市长的接班人是内藤宽一，任期至1943年6月至日治时期结束为止。像大岛这类民事部门的官员，大多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而军政部门的渡边派系则坚持执行强硬政策。 治安特别好 一般人都会认为，一个中等城市只有5个部，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管好昭南市？ 据 《日治时期》一书介绍：日治时期的昭南市罪案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最琐碎的罪案的罪犯，也会遭到极其严酷的惩罚。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在诸如多美歌及加冷桥等等地方，以抢劫者的人头示众，确实将许多人吓到，纷纷屈服。据一位当时的人记载：当日本人进来的时候，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内，他们把8个人斩首，然后把他们的头颅放进铁笼里，旁边的布告写着：这8个人是因为他们胆敢违反了皇军的法律。他们被控抢掠、品行不良与不同的私会党。布告上也写明了，要是任何人犯上以上的罪名，都将会得到同样的处罚。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一次他到书店的路途中，在国泰戏院的大门口附近，围着一群人，于是我走过去，原来他们正在看一个华人的头颅，头颅放在一块杆子上头的小木板上，旁边有一张用华文书写的告示，我当时还看不懂华文，有个懂华文的人对我说，告示上写的是，任何人都不准抢劫，否则将会落得同样的下场。那个人就是因为抢劫被抓而砍头的。我离开时，对日本人充满恐惧感。
对一些不文明礼貌的行为，日本兵也不和你讲什么道理，上去就是一个打耳光。有的连不向日本兵敬礼或者看不惯你，也上去打一个耳光，说一声：八嘎牙路！ 一位马来西亚人，开始以为日本人要比英国人好一些，后来才发现，日本人比英国人更坏。他们不管你是华人还是马来西亚人，走在马路上，，要是你没有向他们鞠躬，或者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会上去打你一个耳光。 对新加坡人来说，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就是好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13岁曾赴夏威夷生活、读书，因而选择在夏威夷申请出生证明，成为美国公民。孙中山的美国国籍，这并不影响他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没有人因为孙中山的美国国籍说孙中山是“汉奸” 。 很少强奸“花姑娘” 二战时期，日本人在中国实行的是“三光”政策，日本兵到处杀人犯火强奸，一见到“花姑娘”就强奸。而在新加坡，日本兵强奸的现象却比较少见，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明了原因。 李光耀写道：日本兵把市区经纬禧路一带的房屋用木板隔起来，我骑脚踏车经过时，只见日本兵排着长长的队伍，延着围墙外蜿蜒而行。我听附近的居民说，里面有许多日本和朝鲜的妇女。她们随军南来，以便在战斗间歇时间伺候日本兵。这里有一个告示牌，上面写了几个汉字。 邻居们说，写的是“慰安所”。在本地，除了这一所外，至少还有四所。我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丹戎加东路时，看到好大的一所，里面有二、三十房子，用木板围着。 我认为，日军军方对这类问题，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和现实的手法，日军司令部承认士兵有性要求，便给他们提供慰安妇，结果，强奸的事情就不经常发生了。 “慰安妇”的来源，主要来自日本及朝鲜的妇女，著名影片《望乡》就是记录日本妓女在南洋的经历。玩火者必自焚！日本发动战争，受害最大的却是本国国民，有多少日本男的成了“炮灰”；女的成为妓女，国家在战后成为“一片废墟”。 三个月学会日文 李光耀在看到日本人残杀华人这一幕后，他决定学习华文，希望有一天能够看懂这类告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新的统治者下，我的英文已经没有价值了。 如果在今后的几年中，日本人将继续留在新加坡，成为我的主人了，为了避免麻烦和便于谋生我不得不学习日文。 1942年5月，李光耀到日本当局办的日本语学校报名，成为第一批学生，课程为3个月。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其中有些来自中学，有些像我一样的来自学院，其他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三个月后，我考试及格，获得文凭。 1942年8月2日星期天，日本皇历是2602年。日文班举行毕业典礼，李光耀与其他学生一起，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且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接着，日本教师神保上台讲话，他说：日本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的文化。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且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会产生这种幻想，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 李光耀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与华文比较），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学会日文后，也为今后找工作提供许多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很具有语言天赋，他在竞选议员前，不会是客家话，为了争取福建、广东籍的华人，他下决心恶补客家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用流利的客家话参加演说并且与选民交流 ，客家话在李光耀的竞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帮助他争取了许多华人选民。 现烧热卖，李光耀学会日语后，很快就用得上了 。1942年7月，李光耀祖父病重，李光耀在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祖父就去世了。 祖父去世使李光耀很难过，祖父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样子古怪的日本人能够打败英国人？ 英国统治新加坡100多年，仅仅在十几天就被日本人赶跑了。11万日军，不仅打败了比他们数量多得多的英军， 而且俘虏了13万英军，真的令人不可思议。 李光耀的祖父在新加坡有一个日本朋友下田，祖父去世前几天，李光耀的父亲曾经登门拜访过他，他帮助父亲在日本军部找了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下田也为李光耀找了一份差事，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抄写内部文件，并且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不久下田公司关闭了，李光耀也就“失业”了。 后来，李光耀做过许多事情，如贩卖小商品、贩卖农具，与朋友一起加工制作胶水并且出售等等。 1943年末，李光耀看到日本“报道部”招聘，这是日本人的电信媒体部门，主要从事电报编译工作。李光耀去应聘，他的工作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塔斯社和中央社的电讯，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把英文翻译成日文，再经过他们修改后送去广播。工作时间是东京时间晚上7点开始，一直到次日天亮。李光耀写道，这项工作从1943年末开始，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约15个月。 秩序在法律之先 日本占领新加坡只是短短三年多的时间 ，而这个时期却是李光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李光耀从一个学生走向了社会，学会了怎么做生意，后来又为日本人工作等等。从日本人如何治理国家中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东西都多。关于谁说了算，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的枪炮、日本军刀和日军暴行解决的。” 中国有句古话：知罚不知恩。李光耀认为：秩序在法律之先。首先是社会秩序，其次才是法律，稳定压倒一切。 管理国家必须要有“高压手段、铁腕政治。 所以又有人说他是：独裁者、政治强人、太上皇等等。 李光耀反对殖民主义，但是又学习英国的管理制度。他反对日本的侵略，但是又学习日本的管理方法。 在日占时期，有多方政治力量，英国、马共及日本人。在反对日本侵略的问题上，李光耀与英国、马共是站在同一条战线的。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既与英国站在同一条战线反对马共；同时又与马共站在同一条战线，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人民行动党的创始期间，有多名人员有共产主义思想。他们属于“亲共”，而李光耀属于“非共”，与马共既合作、又斗争。在“反对殖民”这个问题上“合作”，大家都希望赶走英国殖民者，实现自主独立；在谁来执政的问题上却存在“斗争”。 英国人当时也想让新加坡独立，但是害怕政权落到共产党人的手里。 李光耀说：“英国人回来后，却再也无法重建过去的威望和帝国统治，他们于是到处寻找一群有能力接管，却又不会让共产主义取代的人们，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政治）的。我和我的许多同僚都经历了同样的经历。因此，我们没有寻找政治，而是政治找上了我们。”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6日，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日本在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了，英国反攻马来西亚的的计划也没有实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躲过了一场“解放”战争。
图为1949年9月12日，由板垣征四郎带领的日本代表团，在新加坡市政厅内，正式向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元帅投降。 日本投降后，向各个国家进行了赔款，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都获得了战争赔偿，就连没有参加战争的泰国也获得了战争赔偿。 具体赔偿如下： 菲律宾 8亿美元； 缅甸 2亿美元； 越南 3900万美元； 老挝 278万美元； 柬埔寨 417万美元； 印度尼西亚 8亿美元； 泰国 150亿日元； 马来西亚 2500万美元； 新加坡 2500万美元。 1966年10月25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新加坡，在与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就战争赔偿一事达致协议，日本决定交付新加坡5千万美元，其中2千5百万是“赠款”，另外2千5百万元是“贷款”。 在日本向各国战争赔款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属于非战胜国赔款，中国等7个国家放弃要日本赔款。
“向前看”就是“向钱看”。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李光耀对日本的态度，就是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立场上的。他认为日本人侵略新加坡所犯下的罪行是历史问题，应该“ 向前看”。“向前看”就是“向钱看”！“ 为了“ 向钱看”，必须“ 向前看”；只有 “ 向前看”才能“ 向钱看！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钞票“不来事”。 新加坡的外国投资中，约四成来自美国，三成多来自欧洲，近两成来自日本。日本人最实在“道歉”就是给新加坡“送钱”，来新加坡投资，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离不开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投资。 如果一边请日本请来投资，一边又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岂不是一只手在端着人家的饭碗，一只手在砸人家的锅？ 李光耀认为，日本人侵略新加坡所犯下的罪行是历史问题，应该“ 向前看”。对“侵略”这个问题，不应该“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也倒掉了”。“向前看”是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越算越算不清。 世界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品牌外国造。日本设在新加坡的大创“两元”专卖店，里面的商品，大部分都是“日本品牌中国制造。或者是马来西亚制造、越南制造、泰国制造、印度尼西亚制造等等。 新浪网有篇文章对中国人提出了：“说中国话、吃中国粮、穿中国衣、用中国货、在中国游、过中国节、购中国物、有中国脑、安中国心、讲中国事、守中国礼、做中国人”的12个要求。一个大国，可以做到“自力更生”，而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是做不到的，因为新加坡连水都要依赖”外援“，离开了”外援“，新加坡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李光耀管理新加坡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1959年第一次独立，李光耀主要是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 对内成立“建屋局”，大兴土木建组屋。并且把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具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作为建屋局的“局训”。 1965年第二次独立，李光耀主要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他对外成立“招商队”，抓就业、为老百姓找“饭碗” 。在新加坡首创开发区，吸引外资来开发区投资。自己亲自带队到处招商引资，为的就是给老百姓找一个“饭碗。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吃饭问题这两大问题，大家才能能安居乐业，你想叫老百姓不拥护你都难了。 衡量一个国家的好坏，虽然有很多指标，但是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指标：一是对内是人均寿命；二是对外是免签证国家多少。三是在经济上GDP多少，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均GDP指标是多少。恰恰是在这些指标上，新加坡和日本两国 都是“双第一”。 新加坡的“双第一”是：新加坡的公民出国免签证，经常是全世界第一，常常和日本并列第一。 新加坡的经济指标，人均GDP每年高达8万多美元，在亚洲第一。人均寿命新加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达到80多岁。 日本的“双第一”是：日本的公民出国免签证，是全世界第一。（ 有时和新加坡并列第一 ）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在世界上名列第一，达到80多岁。在经济上是全世界第三强国。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华人一直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祖国。有人说是“鼻屎大的国家”，只有720多平方公里。在二战前许多华人都是生活所迫，下南洋来谋生的，被称为“猪仔”。但是，只要选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就能够改变一个国家。 新加坡和日本都是“大中华文化圈”的国家，他们的成功再次证明：大中华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东方的月亮也能比西方亮。 新加坡的免签证全世界第一，说明新加坡华人在全世界“最靓”，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日本的免签证全世界第一， 说明了许多国家对二战后日本的认可。 我们虽然不能忘记二战时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也要看到今天日本对世界的贡献。日本的诺贝尔奖几乎一年得一个，大部分国家都有日本的投资，日本产品已经无处不在，就连李光耀戴的的手表，也是日本品牌“卡西欧”。日本中国有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当然，不一定有丰田车，但是肯定会有日本车。当今世界，已经很难找不到哪一个国家没有日本产品， 哪一个人不用日本产品了。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考察中国东北时曾说过：东北在城市建设及工业化的道路上，与两个皇帝关系很大，一个是俄国的沙皇，一个是日本的天皇。沙皇把哈尔滨等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新中国就曾经想把哈尔滨设立为首都。东北的大连市，名称就来自俄语的音译。天皇把伪满洲国在经济上打造成亚洲第一，成为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东升西降 二战后， 白种人的“高人一等”的，西方国家经济发达，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等等观点被彻底粉碎。其实，东方的黄种人和白种人，同样具有聪明才智。白种人能够做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的比白种人更好。 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迅速发展，但是野心膨胀，发动了战争。日军侵略东南亚时，英军不堪一击，露出“纸老虎”的原型，日不落帝国从此日落西山。如果不是发生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英国想二战后重新返回新加坡，大概是不可能的。“昭南市”可能不是三年半，可能是更长的一些时间了。 二战后，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扶持下迅速恢复，人们常常说它是“小日本”， 但是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第三，超过许多西方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洲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还有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德国，经济上都不如日本。 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俄罗斯，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其GDP竟然和半个朝鲜–韩国差不多。而韩国面积只有10多万平方公里，一个俄罗斯的面积约等于200个韩国的面积，俄罗斯的人口也是韩国的约3、4倍！你还会说：亚洲国家不如欧洲国家发达吗？ 多年来，中国人被称之为东亚病夫，但是经过改革开放后，东方的巨龙开始腾飞。改革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把孔夫子请回来。开放就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包括向新加坡、日本学习。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东南亚，最富有的是华人，新加坡人的财富早就超越了原来的宗主国–英国。香港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在英国的电讯、房地产等行业，有大量的投资，英国已经离不开他们的投资了。 李光耀说，中国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同样，中国越强大，对东南亚的华人也越有利。东南亚多次发生“反华、排华及大屠杀华人的事件”，关键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中国越强大，海外华人的安全感就越强。 中国和亚洲四小龙，都属于大中华文化圈，日本和中国是“同文同种”。 二战后，东方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 东风压倒西风”已经不是一句“口号”，正在成为现实。 有了好领导 才有好政府 实用主义的李光耀，对新加坡在日治时期，，，，。他对日本侵略问题是“一分为二”的， 坏事里面有好事。他从中学习好的东西，如学习日本人的城市管理，如机构少、治安好，权威政府、实事求是等等。 现在的新加坡，机构也非常少，政府部门只有15个。人民行动党执政了64年，专职党务工作者只有十几个，而且从来不拿政府一分钱的工资。 假如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指鼠为鸭”，人民怎么相信政府？一位人民行动党的党员曾经对笔者说：如果一个执政党让老百姓找不到工作，吃不饱饭，买不起房子，你怎么好意思要老百姓支持你、投你的票！ 日治时期的“严酷治理”，也对新加坡人遵纪守法习惯的形成，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今天的新加坡，为什么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治安特别好，公共场所，几乎看不到打架斗殴的现象。人与人之间充满友爱互助，顾客在超市买了东西后，营业员和顾客都会说声：谢谢！路上只要碰到别人，都会连声说：对不起！ 人人见面都是“彬彬有礼”，文明的素质都非常高。三年半的日本人在昭南市的“从严管理”，对新加坡人的文明礼貌的形成，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新加坡人理解了李光耀对他们的严厉管理，实际上是为了新加坡的好。 在新加坡的货币上没有李光耀，公共场所也没有李光耀的塑像，文艺作品中没有宣传李光耀的歌曲、戏剧，媒体从来没有宣传对李光耀的“个人崇拜”。李光耀他自己说是新加坡的“第一公仆”、“超级保姆”、“首席园丁”，，， 但人心有杆秤， 人民却把他尊称为“国父”，他永远活在新加坡在人民的心中。 新加坡人民怀念李光耀，很少有政府行为，基本上都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在李光耀100周年诞辰的今天，人们都自发怀念这位新加坡的建国总理。 2023年8月，既是”二战“结束78周年，也是新加坡建国58周年的时间，新加坡将举行隆重的国庆仪式来纪念建国58周年。也将纪念建国李光耀诞辰100周年。 在新加坡的市中心，有一个纪念碑，上面写道：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一般人认为，该纪念碑的命名应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或者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什么新加坡把它命名为“ 和平纪念碑”？因为新加坡人希望和平、热爱和平，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会没有新加坡！ 当时建立该纪念碑时，李光耀在选址、面积等问题上考虑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认为该不宜建立在市中心区域，面积也不宜太大。他主要担心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等问题，担心激发大家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影响日本人来新加坡投资等等。 在命名上，也不宜没有采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或者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名称， 所以后来采取了“ 和平纪念碑”这个名称。 新加坡华人因日军暴行，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执政党担心总商会推动的索赔运动会在华社激起“反日”情绪，如让这把“反日之火”燃起，可能殃及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可见行动党处于两难，既要与索赔运动保持距离，又怕这种冷漠导致华社不满。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设立日占时期死亡者纪念碑，主要就是要记住那一段历史，而绝不是激发人们对日本人的仇恨！1967年2月15日，和平纪念碑（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终告落成，李光耀亲自主持揭幕礼，并致辞说： “今日我们集合在这里，并不是要撩起旧日的仇恨火焰，也不是为了清算血债，我们是要悼念那些在新加坡的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无辜和无助的男女同胞。” 李光耀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两岸发生战争！那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的国内的事情，很有可能演变成国际上的事情，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李光耀衷心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统一”，极力反对武力统一台湾。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中国领导人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事好好商量。 二战以来78年了，庆幸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局部地区发生战争，但是新加坡地区庆幸没有发生战争。大家都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都不要发生，但愿二战成“终战”！ 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笔者作小诗一首。 但愿二战成“终战” 八十年前岛变天， 英狮易手日昭南。 坏事里面有好事， 但愿二战成“终战”！ 附1：潘受：新加坡死难人民纪念碑铭稿 这座碑标识着新加坡一次空前的浩劫。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新加坡在日军的占领下是一段悲惨的黑色岁月，鞭挞、侮辱、奴役、搜刮，种种迫害之余，占领军还借口“验证”，秘密屠杀了一批又一批的非武装人员。神被嘲笑！文明被埋葬！人类的尊严被践踏！到处泪、到处血、到处恐怖！
1962年1月，大屠杀的遗骸开始发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是成立了“日军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调查、发掘以及筹建公冢和纪念碑。7月，政府批准发掘的申请。翌年3月，政府允许拨出四英亩半的空地作为建碑与公冢的园地。4年来，大屠杀的遗骸越发掘越多，而纪念碑·也于人民群众献金一元，政府加助一元的鼓励中，完成筹建工作。 如今，这座纪念碑蔚然树立在赤道上，将日夜警惕地瞭望着东南亚以及全世界不断变化的风云。 无人能够知道大屠杀死难的新加坡各民族同胞的全部姓名，但是，我们一律称之为： 忠、勇、仁、义。忠肝、勇胆、仁魂、义魄。他们为新加坡的独立成为“国殇”，是新加坡的精神支柱。 这座碑四高拔云天的支柱，正是“忠、勇、仁、义”的化身，同时，也象征着一向和谐团结的新加坡，各民族同胞可共安乐。这座碑传达出新加坡人民的心声： 战争是罪恶的，和平是神圣的！大国、强国需要生存，小国、弱国也需要生存。任何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行为，一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冤不可结，仇必须解！新加坡人民时时刻刻与全世界，包括日本所有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广大人民在一起！ 愿日本占领时期死难的我新加坡各族同胞的千万英灵，永远栖息于此，并且接受此铭： 花兮泪红，海兮血碧。魂随潮而上下兮，以护此新兴之国！ 附2：余秋雨：新加坡的“皇军”墓地 （ 一 ）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 二 ）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 三 ）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０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８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任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入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 四 ）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它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 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开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部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３００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 五 ）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１９０９年２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１９０９年５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 六 ）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摘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1992年 （作者：田柏强 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 现旅居新加坡。） — END — 相关阅读： 编辑：Y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