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简称“A*STAR”)成立于2000年;几年之后,也就是2003年,我从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一职退休。(但从那以后,我获得多个机构聘任,所以也可以说我“退休”过很多次。)
2000年,我在科技研究局生物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理事。我之所以接受科技研究局的邀请,是为了让南洋理工大学能支持这里的工作。当时的科技研究局主席是杨烈国,后来是林泉宝。
科技研究局的宗旨是让新加坡的工业更具竞争力,它脱离开大学,进行研究并创办研究院。每一所研究院都有专攻的领域。我在 1980 年代末创办了“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Grumman In- ternational NTI CAD/CAM Centre,简称“GINTIC”),也就是现在的“制造技术研究院”(SIMTech)。
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专研如何用计算机为制造业服务,从而提高制造业的精确化和自动化。这就是所谓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在1980年代后期,我们认为这 一领域有利于南洋理工学院的发展。
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Grumman Aerospace)是这方面的翘楚。于是,我前往纽约与他们建立了伙伴关系。那时我们对这个领域知之甚少,也没有任何实践经验。通过谈判,我们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服务合同。格鲁曼航空航天公司为我们提供硬件和软件,并委派两三名工作人员前来新加坡对我们进行培训。
与此同时,我还招募了自己的员工,其中包括荷兰人卡培(Frans Carpay)博士。当时他在飞利浦公司工作,我把他挖角到新加坡。虽然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他很好地融入南洋理工学院。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后来由科技研究局接管,在其资助下成为了一所研究院,至今仍有部分设施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
创建之初,精迪制造技术研究院是一个培训机构,从一开始就与企业合作。我聘请卡培博士的原因就在于此,他还和我一起去中国招募研究人员。
对我来说,科技令人心驰神醉。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似乎总是超前于时代一步。
1990年代,南洋理工大学拥有一台3D打印机,我们称其为 “原型机”。这台机器从计算机读取数据,然后利用树脂(一种塑料材料)“打印”出固体实物。因此,我们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3D打印了。
我们用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而不仅仅是实验。当时,我们还用它为访客制作纪念品。我们超前于所处的时代。即便是现在,要把3D打印机用于商业制造也并非易事。首先,3D打印速度非常慢,要耗费很多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其次,它的成本极其高昂。因此,这种技术只用于极为专精的产品制造。
就工业生产而言,我认为3D打印不太容易实现,或许还要再等20年。
第二项产品是自动驾驶汽车。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真正的自动驾驶汽车,只要我踏进汽车,然后说一声“带我去武吉知马大厦”,接着汽车就会把我送达目的地。同 样,这或许也要等到二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目前,自动驾驶汽车还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事物。
第三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始于自动取款机(ATM)时代。我在2001年开始担任大华银行董事,但大华银行早在1960年代起 便有了自动取款机。当时我们大规模引进自动取款机,认为这样可以减少柜员招聘。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虽然招聘人数有所减少,但我们仍在招聘柜员。毕竟,顾客需要和银行职员面对面交谈,不能只和机器交流。
金融科技,即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词——FinTech,几乎无人不在谈论,似乎金融科技是最近才出现的一样。但其实,金融科技由来已久。就像3D打印一样,它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面世,这 些技术都需要时间来完善成熟。
现在,大家都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这并不容易,需要时间来发展。等到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的时候,如果人们够灵活够机智,他们也早已经转换工作了。
人工智能并不会在一夜之间给人类带来巨大变化,它不会那么具有破坏性,不过事情将因之而变得不同。人工智能将会缓慢行进,人们会有时间去适应、发展和学习新事物。
詹道存是新加坡州奖学金得主,于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于1968 年获得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他入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升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他创办了三所大学,即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跃大学;曾担任吉宝集团、新加坡大众钢铁集团、大华银行和新加坡报业集团等大公司的董事,并活跃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陈振传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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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