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穆斯林的特点
在东南亚5.09亿人口中,穆斯林有2.02亿,占39.58。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的穆斯林人口分别为1.8亿、1200万和21万,分别占各自总人口的88、53和69,是公认的穆斯林国家;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的穆斯林人口分别为70.8万、346万、306万、170万和49.1万,分别占各自总人口的18.3、4.6、5.0%、3.6和4.3%,是穆斯林居少数但又不容忽视的国家。2001年东南亚的穆斯林约占全球穆斯林总数的20%,印尼则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其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前者表现为原始的万物有灵论、本土的民间信仰及先期传入该地区的其他宗教，都被伊斯兰教所吸收;后者表现为对伊斯兰教教义及其所体现的生活方式的坚持,“不像中东的伊斯兰教兄弟国家那样具有典型的伊斯兰特征”。再者,近代以来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也经历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亦即现代化的过程。这些都与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穆斯林的特点相关联。全球化时代东南亚穆斯林的特点:
首先,由于战后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该地区穆斯林社会的结构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一个中间阶层已经崛起。但是,由于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本地区仍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穆斯林贫困阶层。以马来西亚为例,2002年该国的“全球化指数”(Gl0balizati0nIndex)得分居世界第20位,土著穆斯林社会原先由封建阶级和农民阶级组成的传统结构早已不复存在,新生的马来人中间阶层根基日益稳固(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新生的马来人工人阶级),然而马来人(特别是马来农民)的贫困率仍居高不下。其次,作为本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坚持世俗化道路。“在印尼,苏哈托总统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政治伊斯兰(P0—liticalIslam)是被视为国家的对立物的”。
马来西亚执政党也长期抵制泛马伊斯兰教党等反对派所主张的教权政治。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对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则持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这一点与以下情况有关,即东南亚“日益强化的民众对伊斯兰的信仰⋯⋯其焦点不是表现在宗教信仰的旨义上,而是表现在形式上”(五)。原教旨主义较难借伊斯兰文化复兴之机在本地区找到呼应者,执政者反而可以因此将宗教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以强化自己的统治。再次,作为本地区出现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以武力对其进行镇压的同时,还努力在穆斯林区域推进现代化以同化之。东南亚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建立在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团结或许并不会必然导致运动的成功”,而“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干预以及它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印尼的亚齐分离运动,那是一场与菲、泰两国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内部的穆斯林反叛运动,但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干预的角度来看,却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最后,与全球化相辅相成的区域化,对东南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东盟的发展与扩大,凸显了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成就。而安全问题则是东盟建立的初始动力,东盟“禁止为反对任何一个成员国中央政权的反叛者提供庇护和支持”9,曾与菲、泰两国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有关系的马来西亚,转而采取与两国政府合作解决问题的立场,从而使反叛运动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外部支持。然而,当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所有10个国家都成为东盟成员国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激进分子却宣称要建立个伊斯兰教国,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联为一体”。尽管这难以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底层民众支持那些暴动者,特别是自认为是全球穆斯林一部分的那些人”。上述分析表明,东南亚穆斯林的每一个特点都蕴含着一对矛盾,是全球化意识与地方或民族特性既对立又统一的产物。一方面,“种伊斯兰的全球认同越来越被意识到”,它是以中东为策源地的伊斯兰传统对西方式全球化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即便是在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与中东穆斯林相比,印尼穆斯林的激进程度也低得多”。
东南亚穆斯林社会转型中的阶层分化
高速发展而又起伏跌宕的经济,使东南亚穆斯林社会转型之中的阶层分化,既呈加快之势,又具有不稳定性。首先是穆斯林中间阶层的形成,这里主要指新中间阶层,亦即“受过良好教育,在现代科层制组织中谋生的各类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区别于主要由小业主构成的旧中间阶层。由于该阶层形成于城市,亦可称之为城市中间阶层。“东南亚中间阶层作为一支较有影响的力量形成于二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居住在城市的马来人仅为该民族总人口的1/5,而且主要是政府雇员。白领阶层几乎全是非马来人。然而,到1990年,一个马来人中间阶层已完全形成。其中,“在设计师、会计师和医生等收入较高的专业领域,马来人所占比例已达到40%以上”2。1993年,马来西亚中间阶层在就业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103,其中马来人相对于华人所占的比例已大大提高。马来人中间阶层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马来西亚政府自1970年开始实施的旨在照顾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员逐渐成为马来穆斯林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从而改变了原先主要由封建地主与农民(农村)及官僚与政府雇员(城市)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尼。“1965年以后明显的社会变化,使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得以产生,那是一个中间阶层,一个几乎未根植于先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阶层”。该阶层主要由穆斯林原住民构成。1976~1993年间,除了收入最高的20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以外,其余60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44.0提高到49.99。但真正称得上中间阶层的,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在分布上也相当集中。“印度尼西亚新中间阶层1971年为2.6,1980年为3.0,190年为3.9。首都雅加达1971年中间阶层在全市人口中所占比例为6.3,190年为8.39,1993年估计为7~10(包括旧中间阶层)”9。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平均收入增长率大为降低,中间阶层的实际收入增长应高得多,而且这17年中5.9的收入增长,主要应是得益于中间阶层收入的增长。1993年,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在收入水平较高的雅加达已降到50以下,而外岛许多地区还接近70。同年,大学毕业生占人口的比率雅加达为3.57,而全国平均为1.03A07。换言之,高学历、高收入的中间阶层主要集中于雅加达,而不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一个新生的中间阶层使传统的印尼穆斯林社会结构有所改变,可说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贫富分化的加剧。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缩小了马来人与华人、印度人的经济差距,却没能缩小马来人内部的差距,有时甚至扩大了这一差距。这一政策实施之前的1970年,该国农村地区有58.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稻农贫困人口占其总数的88.8;胶农贫困人口占其总数的73.2。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末期的1987年,西马、沙巴、沙捞越三地稻农的贫困率依次为50.2、79.4和56.2(平均为61.9);胶农的贫困率依次为40.0、68.3和62.5(平均为56.9)。在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数目依然庞大,且贫富差距有所加大,1970~1979年间,马来人内部的收入倍率从1.43扩大为1.55,所以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改革“被解释为帮助农村中的穷人,实际上的获利者却是农村中的富人”。印尼在“新秩序”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但贫富分化之下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仍相当脆弱,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受打击最沉重的便是他们。1997年8月到1998年12月,印尼的失业人口从430万激增至1370万。1996~1998年间,印尼的贫困人口从2250万增加到3320万,其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l1.3上升到17。“经济危机和生意失败的首当其冲者,正是那些普通老百姓。”2穆斯林平民在经济危机中所受到的沉重打击,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贫富分化的猛烈爆发,同时也表明,穆斯林社会尚未摆脱传统社会结构的阴影。
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宗教与世俗之争
就全球范围而言,“传统宗教与伊斯兰国家社会现代化是一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矛盾,伊斯兰国家的世俗化发展,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进程”3。就东南亚的穆斯林国家而言,其世俗化发展总体上较其他地区为快。但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传统宗教
文化的反弹,也使其世俗化受到有力的挑战。从国家层面来看,马来西亚和印尼自独立以来都坚持世俗化的道路。马来西亚特殊的种族人口比例,决定了掌握政权的马来人不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因为那将冒着与华人、印度人决裂的危险。印尼建国后,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主义一直存在矛盾和斗争,前者主要代表国家层次上的民族主义,坚持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后者则在很多情况下代表地方层次上的民族主义,有地方分权甚至分裂的倾向。二者的斗争大都以前者获胜而告终。然而,全球化刺激下的伊斯兰教复兴,也使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从民间社会的层面来看,“本地区的伊斯兰并非铁板一块,其信徒有世俗的现代主义者,他们对本地区的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具有敏感性;有包容主义者,他们了解伊斯兰教传播到该地区时适应了当地已有的信仰;有复兴主义者,他们试图恢复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有恐怖主义者,他们意欲推翻现存政权从而创建一个包括所有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在内的新的穆斯林国家”4。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国家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世俗与宗教之争也蔓延到民间社会,并且与国家产生互动。
东南亚穆斯林国家通过与穆斯林民间社会的互动,增强了世俗政权的社会基础。1970年以前,马来西亚并没有一个中产阶级的职业集团来为政治领导人服务。20年之后,一个由律师、财会人员和商人所组成的马来人职业阶层已经形成,在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政治领导人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巩固了世俗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印尼,中产阶级及其团体也与政治关系密切。“1991年政府曾对穆斯林知识分子协会的成立提供了财政资助。该协会集中了官僚、学者、经济界的穆斯林领袖,其目的是团结华人居民以外的宗教领袖⋯⋯而且有着建立执政党专业集团基础的目的⋯⋯此外,从收入水平考虑,律师协会、印尼商业联合会、青年工商联合会等同类专业团体也是中产阶级集中的团体。”4中间阶层是现代化的受益者,他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惧怕由于在政治上与政府的分歧而自毁前程,所以他们在世俗与宗教之争中只会站在世俗化的政权一边。但是,世俗政权也同样面临着民间宗教势力的压力和挑战。中间阶层所固有的两重性,使他们在依赖政府的同时,也有表现自己独立人格的另一面。在马来西亚,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其主力是青年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受过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印尼,“ICMI(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协会)⋯⋯熟悉那些挑战腐败和消费主义支配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其他运动”2。而腐败和消费主义正是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矛头所向。对此,政府采取了将其纳入体制内的办法,从而将其反对消弭于无形之中。再者,社会压力也来自“日益强化的民众对伊斯兰的信仰⋯⋯它包括对参加星期五在清真寺的祈祷,对妇女戴头巾,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进餐时相互隔离,都形成(某种)社会压力”3。对此类不涉及教义内容只关乎信仰形式的压力,政府一般予以容忍甚至加以纵容。因为这种带有文化复兴性质的现象,既不会危及现存政权,又可为当权者所利用。既然在穆斯林国家里民族身份与信徒身份可以融为一体,那么这就可以被统治者利用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然而,对于来自伊斯兰激进派别的挑战,政府就不会等闲视之。此类挑战是全球化刺激下宗教与世俗之争走向极端的产物,在印尼表现得尤为严重。印尼的伊斯兰激进团体“坚持认为,穆斯林的行为方式只能像其称之为‘纯洁’和‘质朴’的那样⋯⋯他们攻击夜总会、酒吧以及他们视之为‘罪恶场所’的地方⋯⋯他们将‘圣战’理解为对抗其所认为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人”4。由于此类团体多数具有恐怖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已经成为恐怖组织,所以印尼政府一般视其为非法组织,对其予以武力镇压。必须指出,尽管存在着激进团体和极端组织,但是在宗教与世俗之争中,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大都采取温和的态度。“当今印尼大部分虔诚的穆斯林(桑特里),或者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会员,或者是穆罕默德协会的会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两个组织都具有温和的特征。”9“对于激进团体的崛起,两个最大的穆斯林主流派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与穆罕默德协会——都已声称反对这种激进方式。”9激进派的出现可能会给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却不会改变其总体上所具有的和平性质,宗教与世俗之争也不太可能因此而演变为激烈的政治斗争。
东南亚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抗争
在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都发生了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甚至在穆斯林国家印尼,也发生了此类运动。安东尼·史密斯认为,边缘族裔反叛的原因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与到来之后是有所不同的,“过去,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构成了抗议的基础,今天经济问题占了主导地位”1。然而,经济问题再重要,也无法回避深层次的文化原因。东南亚穆斯林的反叛更是如此。
历史上,上述三场分离运动的发生地,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与所在国存在着差别和对立。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与苏禄,在14~15世纪伊斯兰教传人后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穆斯林苏丹国,并长期反抗西班牙的入侵,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勉强被征服。美国统治时期及菲律宾独立后,其反抗仍然不断,与北部天主教地区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状态,后于20世纪60年代爆发武装分离主义运动。泰国南部四府(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原属北大年苏丹国,1832年被暹罗征服,1909年的《暹英条约》规定暹罗放弃马来半岛北部的宗主权,吉打、吉兰丹等苏丹土邦转归英国“保护”,穆斯林马来人自此被割裂为分属两国的跨境民族。泰南四府的穆斯林一直感到在泰国这个佛教国家中备受歧视,20世纪中叶爆发分离运动,80年代后逐渐平息,但近年来又发生暴力冲突。印尼亚齐是荷属东印度时期反抗殖民统治时间最长、最为激烈的地区,也是印尼独立前后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最坚决的地区,亚齐族堪称最虔诚的穆斯林,因此与世俗化的中央政权矛盾重重、冲突不断,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数度掀起分离运动高潮。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菲、泰和印尼三国大力开发边远地区以为国所用,自然资源丰富的棉兰老、泰南和亚齐便首当其冲。因此,在政治、文化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经济问题又凸显出来。这方面以棉兰老最为典型。棉兰老“从自然与矿物资源的拥有来说,它是菲律宾最富裕的地区——(政府)一开始的努力就是为菲律宾北部的工业搜刮资源”,再加上跨国公司的涌入,“棉兰老成了菲律宾赚取外汇收入的主要地区。以出口产品取代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模式,打乱了摩洛人的经济秩序,将其经济推向边缘化”2。詹姆斯·米特尔曼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边缘化就是被推至经济的边缘,超越这个边缘就意味着劳动所得低于劳动中的付出。那么,贫困就是通过结构的压力而被锁定的边缘化的经历和感觉。”他还特别指出,“全球化和边缘化是相互联系的过程,前者驱动后者”3。这一论述表明,贫困是被称为摩洛人的菲律宾穆斯林在全球化时代奋起反抗的直接动因。同样地,它也能合理地解释泰南穆斯林和印尼亚齐的分离运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因素就不重要。相反,文化因素往往是隐藏在经济因素背后的深层原因。“在菲律宾最南端的棉兰老岛,跨国公司——多尔大菠萝公司——已经获得了对该岛低地的占有权,该公司正在毁坏土壤并将农民赶到高地上。在高地所有者与低地所有者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土著人——‘部落群’——为保护他们文化的完整和‘祖产’而战。”4棉兰老的穆斯林归根结底是在为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战,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精神遗产,而穆斯林的精神遗产正是深深浸透在他们四周的物质世界里的。倘若从微观的个案上升到宏观的层次,“在菲律宾这个事例中,穆斯林摩洛人在那里为实现其自决的战斗已持续数个世纪,不同信仰的文化圈已变得更加明显。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文化上被割裂的社会,它们存在于同一个国家的穹顶之下,但各自坚持具有很大不同的信仰、文化和忠诚”1。对于反叛的穆斯林,菲律宾政府无论是以武力强制压服之,还是以推广现代化的方式同化之,都无法绕过文化整合这一关。同样的,泰南穆斯林反叛活动在政府推广的现代化运动中曾一度沉寂,而后又死灰复燃,亚齐分离运动在后苏哈托时代从中央政府得到许多让步之后,却仍无法平息,都说明文化的差异是难以轻易消除的。总之,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干预是否成功,最终要视穆斯林少数民族能否形成与民族国家一致的文化认同。
区域一体化影响下的东南亚穆斯林
作为全球化的地区表现,东南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世所公认的。那么,这一发展对本地区的穆斯林产生了什么影响呢?首先,东南亚穆斯林国家与非穆斯林国家在宗教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被彼此协调的国家利益所取代。马来西亚原先对泰南分离运动采取心照不宣的默许和支持,尤其是与泰国交界的吉兰丹地方当局。后来它逐渐改变了态度,原因之一是它需要泰国政府的合作以解决活跃在泰马边界的马共游击队问题。菲律宾原先对马来西亚支持其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立场采取激烈对抗的态度,后来却接受了马来西亚的劝说,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达成了和解,原因之一是菲律宾有大量劳工在马来西亚工作,每年为本国带来大笔外汇收入2。此类双边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乃是区域一体化中彼此利益的相互交织。
其次,全球性的伊斯兰复兴虽然在东南亚有种种表现,却难以阻止本地区伊斯兰的世俗化进程,也未能改变区域内的政治疆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温和伊斯兰党派或团体虽力图改变或影响政治格局,“但它们并不试图去挑战支撑现存政权及民主框架的原则”8。因而其所在的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化不会因此而逆转,例如具有宗教领袖身份的瓦希德上台后并未改变印尼政权的世俗性质。以独立建国为宗旨的穆斯林分离运动虽有其“好战”的一面,但因其内部分化,一些派别与政府达成妥协从而放弃独立要求并接受自治方案,坚持独立的派别因此受到削弱,其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也因此有所缓解。例如,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又如,泰南穆斯林分离主义者最终也未能实现其将南部四府与马来西亚合并的愿望。再次,极端组织操纵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东南亚具有特别复杂的背景,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加剧则是这种背景的现实依据。本地区庞大的穆斯林贫困人口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合流提供了温床。“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出兵阿富汗之前,印尼乌里玛宗教会议在其一项声明中号召:“如果美国和它的盟国攻击阿富汗和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事件发生,全世界的穆斯林就要在真主指引下起来战斗。”据称这是穆斯林世界“支持塔利班的最强硬的声明之一。由此可见印尼穆斯林反美情绪的高涨,这也是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在印尼频频得手的社会根源之一。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主流的温和派虽也有反美情绪,但反对将强硬分子视为印尼穆斯林的代表,他们认为,“在抗议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群众示威以及巴厘岛爆炸案之后,印尼穆斯林的形象被歪曲了”。因此有观察家认为,“由于主流派穆斯林组织如此坚定的立场,印尼成为‘塔利班主义’的温床被公认为是难于想象的”1。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联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印尼期待继续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巴厘岛爆炸案却使印尼旅游业乃至外国投资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温和派穆斯林与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然而,强硬派却利用了广大下层穆斯林对现状的不满。在印尼2.1亿人口中,只有10的人“有机会参与并享有国家的经济”,因此“贫困者往往会采取强硬路线,包括极端伊斯兰组织等快捷方式来改善其经济情况”2。全球化中被边缘化了的群体,成为极端分子挑动的对象,西方及其合作者则成为打击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恐怖主义具有反对西方式全球化的符号象征。
最后,东南亚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本身也在“全球化”。本地区的这类组织多有国际背景,其活动也呈区域化之势。在印尼,“所有激进团体都以一两种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或组织上(或二者兼备)与中东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相关团体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些团体明显倾向于受来自阿拉伯——特别是也门——的领导人所领导”9。在菲律宾,阿布沙耶夫组织的情报、资金和武器来源以及活动范围等,都已超越本国边界,它不仅反对菲律宾政府,而且反对所有世俗的穆斯林领导人,此观念亦是来自中东。本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伊斯兰祈祷团则是一个跨国恐怖组织,它不仅倡导建立一个包括东南亚所有穆斯林居民占多数地区的伊斯兰教国,而且制造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事件。作为全球恐怖组织网络的一部分,东南亚的区域恐怖网络已经形成。
东南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程度高于其他发展中地区,东南亚穆斯林的世俗化发展也较其他地区为快,加上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有本土化的特点,所以东南亚穆斯林文化的主流是温和的而不是激进的。当今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实行的是威权与民主的混合政治模式,它们既反对政教合一,又促使民族性与宗教性的混同,从而在抑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和极端势力的同时,又满足了穆斯林民众复兴伊斯兰文化的要求。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中间阶层,改变了穆斯林社会的结构,然而其间也出现两极分化,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提供了生存土壤。但是,温和的主流派较好地起到了平衡作用,使穆斯林社会继续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东南亚的穆斯林分离运动在遭到所在国家镇压的同时,本身也出现分化,有的派别已与政府达成妥协。而全球化与区域化格局中的利益牵制,也限制了分离运动所受到的外部支持。但无论如何,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论是穆斯林国家与非穆斯林国家之间,还是各国国内不同信仰(或信仰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共存共荣的基础都是“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环境,而这种文化环境在东南亚具有历史依据和现实可能性,其中,本地区穆斯林的特征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尽管伊斯兰极端势力及其产物——恐怖主义会造成种种干扰,却无法改变宗教宽容和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
原文正式发表于《当代亚太》2005年第3期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李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