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富庶和地表最强护照给了新加坡人“说走就走”的底气，无论是留学还是旅行，从新加坡出发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是新加坡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生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陆游在宋人律诗顶峰的《剑南七绝》中这样描述了他入蜀的心情。我理解陆游是看到了他所敬仰的大诗人杜甫入川以后诗艺大进，震古烁今的佳作迭出，从而把入蜀作为他写作前进的重要阶段。
我总觉得，想修得真学问，练就真功夫，就要像《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一样，经过一段在乾坤气袋中的痛苦修炼。
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想有自己的建树和发现，有自己的根基，就必须来到正宗学问之处，生活在其间，并且经过思想的激荡，才能够去伪存真，对自己所从事的学问有更深刻的了解。
也许这就是唐僧不远万里去取经的真谛，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梵文的经卷，更需要在西方的圣地里与佛教徒们进行思想的交锋、激荡。
下围棋时，听老先生们闲聊当年聂卫平的故事也印证了我自己的感觉。
吴清源先生在聂卫平鼎盛时期，曾经指出他棋艺路上的缺陷。叮嘱他一定要到日本来，并且说，聂卫平可以住在自己家，日日切磋棋艺，这样他的棋艺会更上一个层次。
很可惜，聂卫平没有听从吴清源老先生的劝告，而是沉醉于当时民族英雄的光环，留在了国内，造成他终其一生的遗憾，终身没有攀登上世界围棋冠军的高峰。
几十年周游列国，在世界各个大学游历，我觉得有两个大学值得去礼拜和取经。
在我刚刚读到经读研究生时，师兄郝兆宽（现在复旦大学的哲学教授）借给我一本马克斯.韦伯的《学术生涯》讲。读完以后，从此使我下决心终身以教师为职业，并且坚信马克斯.韦伯的教育观，那就是只做知识和思想的引路人，而不做领袖。
很多年大学经历中，我总看到很多的老师，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地位。总是把自己作为一个领袖，希望把自己的世界观传承给学生。特别是在我所从事的量子化学的领域中，需要较高的哲学修养，每每一个老先生介绍完量子力学知识以后,总是把自己对世界微观世界认识强加给学生。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教给学生如何去认知，而不要把学生变成自己思想的奴隶，更不要把学生培养成现代技术官僚体制的考生。
第二个学术圣地就是剑桥大学。我和剑桥的缘分远比海德堡大学深。我的博士研究主题选择了分子和离子在光激发下进入电子激发态后反应途径的研究，想用理论证明了剑桥大学Eland教授光电子能谱的一系列重要结论。当我把文章送给有百年历史的物理化学（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杂志时，特别叮嘱编辑，看看能否请剑桥的Eland教授来担任审稿人，对我们建议的CASPT2理论方法给出评价。没有想到Eland老先生极为欣赏我们的研究，只让做一个小小的语句修改就建议发表。以后的几年，与剑桥的学术缘分越来越深，围绕Eland教授的实验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也算得到过剑桥指点的学生。
南来新加坡教书以后，在书籍浩瀚的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中偶然读到著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那本“金文”名著《剑桥语丝》。这本《剑桥语丝》和金先生另外两本语丝一样笔下有温情，不仅领着我走过玲珑而又脆弱的剑桥秋天、领略冷艳夐绝的剑桥雪景，还带我徜徉于古雅质朴的三一学院、流连于书肆教堂，使我对剑桥的方方面面有了一定的认识。
因此，当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艾筠要到国外读书，在剑桥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之间纠结时，我一力主张她前往剑桥。
儿子读书申请英国大学，我也想把他送到剑桥，只是UCL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专业世界排名更高，我不得不接受他不去剑桥的遗憾。不管怎样，与剑桥的深缘使得我们家游览英国时，我把拜访剑桥排在了第一位！
也是顶着蒙蒙细雨从伦敦前往剑桥。火车刚到剑桥镇郊，我就站了起来。儿子好心提醒我距离剑桥车站还有一段距离，我说我看到了剑桥大学出版社。最近十几年里，在做研究时可是真没有少读他们出版社的科学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籍内容新颖，材料详实，是科研进步的好帮手，我要多瞩目一会儿这个从未谋面的老朋友！
儿子知道我对剑桥的深爱。为了帮助我完成心愿，也让我更深入了解剑桥，儿子请现在剑桥读硕士的徐可宣同学来给我们领路，深度游览剑桥。有了徐同学这位新一代剑桥学人的导游，一天的游览高效、有深度。
在徐同学的引导下，游览过藏品丰富的菲茨威廉艺术和考古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我们进入了剑桥镇区。
表面上看，剑桥有临街的商店、各色餐馆，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小镇，如果不是一座座矗立的尖顶建筑，一扇扇厚重的学院大门，以及满世界朝气蓬勃、快速行进的年轻学子，你根本不可能把它和学府重镇联系起来。
剑桥大学四周是没有围墙的，各学院的门口也没有挡道的保安。学生们可以自由出现在小镇的各处，即使一些重要的古迹，游览的外人买张门票也就进入了，门票价格极低廉。
然而，表面自由的剑桥学子都有着自己的归属，那就是剑桥的30个学院。和熟悉中、美教育体系的人聊天时，他们很容易把这30个学院看成有具体学习和研究方向的学术单位，就像数学学院、化学学院和文学学院等等，事实上，剑桥的学院体制是很独特的英国历史产物，学院只是一个供大家吃饭、睡觉，谈天、讨论的地方，是社交的场所，而学生在剑桥大学里边的所有学习、考试和文凭颁发都是由学校主持的。
我们随着漂亮的徐同学来到了横跨剑河的元老级学院，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
著名的数学桥连接学院的早期建筑（被戏称作黑暗面）和近期建筑（学生称作光明面），它是游览剑桥必到的景点。这座桥曾被误会为牛顿设计并建造，因为最早的桥是没有使用任何的螺母或螺栓（1905年重建把橡木改为柚木，使用了螺母或螺栓）。
红砖建成的王后学院里有最古老的剑桥建筑之一，王后学院院长室，还有供大家宗教崇拜的小礼拜堂（Chapel），更有大大的餐厅，这是每周2、3次导师们和学生共同聚餐、讨论的地方。
钱钟书在围城里曾经讽刺中国大学移植这种培养方式的失败，实际上老师和学生吃饭时对谈的方式恰恰反映了剑桥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种通过师生接触促进导修的教育方法正是现代高头讲章、一本正经的教育体制所急需学习的。现代的大学更强调对“学术”的探求，忽视了个性与道德的修养。
依我的经验，大学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总汇、研究与教学合一的中心，更应该是健康、积极人格的孵化器。正是英国的学校普遍重视知识和技能以外的人格教育，才有了未来的人才鼎盛，威灵顿公爵才会说出那句“滑铁卢之战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
来到剑桥，伟大的三一学院是必须拜访的。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览者到此不只是为了瞻仰三一学院高耸凝厚，刻有被誉为“三一之父”亨利八世身像的“伟大之门”（Great Gate），更多的浏览者是为了看看门旁边那颗砸中牛顿头脑的苹果树。
牛顿确实是三一学院的骄傲，被潘乃德主教誉为“最洁白的灵魂”的他，和培根、巴罗、迈考莱、魏怀尔、丁尼生作为三一学院的杰出英灵，在院内“伟大的方庭”（Great Court，剑桥每个学院入门都有一个巨大的方庭，是学院气度和财力的象征）一侧的礼拜堂里被塑像纪念，享受着后代学人的崇拜。
除此以外，“伟大之门”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也曾走出过一个个影响世界的大人物（剑桥出身的伟人中三分之一来自三一学院），比如，当时的查尔斯王子和印度首相尼赫鲁。然而，每个学院都有独特的学院文化，虽然同在剑桥，却各有各的脾气，三一学院厚重的大门对外人始终是紧紧关闭的，据说唯有新任的院长才可以扣打上面的铁环，获得呀然开门的待遇。面对紧闭的黑门，我只有给与深深地一拜，以表达一个学人的敬意，并把心中无法参观古朴典雅的雷恩图书馆的遗憾深深藏在心里。
简单参观了几个学院，并且和徐同学的交谈以后，我深深感到剑桥大学最大的特点是自由，不仅是学生学习时间上的自由，学制上的自由，而且还有思想上的自由。
欧洲著名学府，像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等等，秉持的办校宗旨之一就是不受政府组织干预，独立自由的开展科学研究，而剑桥大学的自由甚至超越了科学的界限，深入到了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
身在剑桥的教育者只要自己对某个方面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独到的见解，就可以开门授课，架设题目进行研究。自称“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国记者萧乾二战期间曾在剑桥学习，他所熟悉的一个教授的研究方向竟然是和过世亲人交流的“灵媒”，这在现在的大学看来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另外，剑桥大学的自由是来自于学生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一年三个学期，假期的时间自然就多，更何况学期内学校也尽可能给学生自由。看起来剑桥大学并不想通过把学生天天限制在繁重的作业和报告里，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才，而是让学生有足够的闲暇去思考，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并且针对自己的兴趣展开研究。
金耀基先生在《剑桥语丝》里曾经讲过一个达尔文的故事。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在基督学院学习时狂热的迷恋抓昆虫，他抓昆虫非常专注，有一次他看见几只漂亮的昆虫，先抓住一只，没有空闲的手，就把昆虫放进口中，使得舌头挨了昆虫的咬。这在现在大学肯定会被老师们认为不务正业，毕业都困难。我在中国当大学老师，很多次见到同事训斥下围棋的学生，“有时间打打篮球，干嘛浪费那个脑力！”两相对比，达尔文在剑桥学院养成的这种对生物的浓厚兴趣，使得他敏感、锐利，在后来环球旅行喜欢观察、思索，从而依据观察结果提出了进化论。
当然，有些老师则是害怕给学生放羊，从而造成一些学生滥竽充数，坏了学校名头。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初期的希腊正是有了一批有空闲时间去观察、思考的知识人，从而获得了思想的大解放，文明的飞跃。尽管给学生自由，容易引起一些纨绔子弟的浑水摸鱼，但是这份自由也给勤奋者开了天窗，从而培养出英才！在剑桥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基督圣体学院泰勒图书馆墙外名为“时间吞噬者”（Time Eater clock）的时钟。很多人只是知道它是由200名工程师和工匠耗时5年铸造而成，谁有想到它是剑桥一个学者闲暇时的灵感迸现！
对于所有的剑桥游览者来说，不到康桥，不游览剑河，就不算来过剑桥大学。“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太优美了，以至于康河的边上立了一块刻有他诗句的石头。其实最能表达徐志摩对康桥和剑河感情的并不是他的那首诗歌，倒是他那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
剑河蜿蜒环绕于校园中，临河的很多学院都有停泊自横的小舟，花上不多的钱就可以徜徉在这片被徐志摩誉为天下最秀丽的河水上，静静地欣赏着河岸的绿地和两岸的古老建筑。顺流而下，彭布罗克学院、圣凯瑟琳学院、国王学院、卡莱尔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一个个出现、又消失，舟中之人仿佛行进在历史的长河，重温着剑桥千年的演变… …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样匆匆！归去时浓雾散尽，站在剑桥火车站回往剑桥小镇，颇有一种内心涌起一股香客朝圣后的心灵安谧。虽然这番匆匆游览只有短短一天，可是神交物接，我分明已经有一丝感受到了剑桥千年文化气息。这道照进内心的霞光足以指引着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进。
席宏伟博士是北京师范大学硕士，中国科学院博士，以色列理工学院博士后。
曾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工作过，并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现任教于新加坡理工大学。同时兼任新加坡围棋协会副会长，参与编写中国国家重点图书《世界围棋通史》，所著有关新马的多篇围棋文化研究论文获得世界棋文化峰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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