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生活的富庶和地表最强护照给了新加坡人“说走就走”的底气，无论是留学还是旅行，从新加坡出发认知世界，了解世界，是新加坡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新加坡眼推出【从新加坡出发】专栏，邀请大家讲述从新加坡出发游历世界的故事。
英国是个历史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度，在英伦三岛行走随处可以发现各个时代的历史故址和名人遗迹，这些表里山河牵扯到的精英人物曾搅动近现代世界风云，扩展了人类的思想深度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因此，游览英国如果能够细心观察，就会产生在历史间穿行的感觉，面对这些王侯将相、时代英雄和思想巨人居住过和重要历史事件发生过的场所，每每心有会意，引人不禁遐想！
白金汉宫
两周的英国之行远眺了女王在伦敦的官邸白金汉宫，与乔治·威尔斯（《时间机器》和《世界大战》作者）和查尔斯·达尔文（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故居不期而遇。
乔治·威尔斯故居
查尔斯×达尔文故居
还拜访了虚拟历史人物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家贝克街221号B，最为重要的是多次和少年时崇拜的英雄，皇家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海军中将，第一代纳尔逊子爵）邂逅。
柯南道尔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福尔摩斯虚拟住所的贝克街221号B
海军中将纳尔逊子爵是英国的民族英雄，更是大英帝国仗以起家的皇家海军的军魂，因此，英伦三岛处处可见他的留痕。在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旧址上，他的塑像傲然矗立。
在英国国家海洋博物馆里，纳尔逊将军留有弹孔的军服还在讲着当年的激烈海战；到即使了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在卡尔顿山顶也能发现为纪念他在特拉法加战役中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而修的纳尔逊将军纪念塔。来自香港特区朋友的话更令人吃惊，他们那里也有以纳尔逊名字命名的街道（Nelson Street，奶路臣街）！当然，若论纪念纳尔逊的正宗之地还得说是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
摆放于格林威治旧皇家海军学院彩绘大厅（被称为“英国的西斯廷教堂”）侧厅的纳尔逊雕像和葬礼证书
知道特拉法加广场名字的时间非常早。在崇拜英雄的少年时代偶然读到军事作家宋宜昌的名著《火与剑的海洋》，骁勇善战的纳尔逊和他的海战故事抓住了我的心，顿时从拿破仑的拥趸转成了纳尔逊的粉丝，从此注意留心纳尔逊的战史与轶事，顺理成章也就知道了特拉法加广场。
卡尔顿山上的纳尔逊纪念塔
作为大英帝国海上霸权的守护神，纳尔逊仿佛天生就是为皇家海军而生，他12岁就加入了皇家海军，年仅21岁就被委任为巡防舰舰长。多年的航海历练加上天资卓越使他精通海军作战战术，在海战中他总能明察秋毫，于细微处发现对方的弱点，并制定出正确的战法给对手以致命一击。尼罗河战役，当法国舰队背靠海滩列阵时，纳尔逊精确的预见到了法军航道会留下转身的空隙，从而利用夜间海潮上涨的时机，从法舰和海滩之间可供船体前进的水域插进，贴着法舰开炮，几乎全歼了法国舰队，把拿破仑困在了埃及。特拉法加海战时，纳尔逊摒弃传统的战列线战术，采取分队穿插的机动战术，从而在军力相当的条件下决定性的消灭了法西联合舰队。
纳尔逊精于治军，一支战斗意志不那么昂扬的部队，在他来到当舰长以后立刻就纪律严明、焕发了斗志，同时他还能获得手下的军官们敬仰和信任，他的舰队军官被称为“纳尔逊兄弟”（语出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我们虽少，但我们很快乐—我们是兄弟”）。
纳尔逊作战剽悍，特拉法加海上决战，纳尔逊身先士卒，与另一主将柯灵乌的旗舰在两股纵列的前头扬帆领进，而不是传统的被保护在舰队中间。他也曾多次在古老而残酷的接舷战中率兵先后敌方战舰展开恶斗，虽然他频繁的孤身犯险使他先后失去的右眼与右臂，但是纳尔逊的勇敢使得敌军胆寒，法国海军统帅维尔纳夫深深畏惧和他的对战。
对外海战中屡创佳绩，使得纳尔逊成了抵抗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民众心目的精神支柱。他在特拉法加的胜利宣布了拿破仑·波拿巴军事才华再高，也无法控制欧洲大陆以外的土地。
尼罗河海战（来自网络）
二战时美国将军巴顿说“一个军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按照这种观点，纳尔逊应该算得上死得其所：在特拉法加海战行将结束时，与纳尔逊旗舰纠缠在一起的法舰“无畏”号射来的一枚子弹击中了纳尔逊。他的突然倒下在英国人看来如锦屏山崩塌，当报信的军使换了19次马回到伦敦，见到英国海军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却丧失了纳尔逊勋爵”！
特拉法加海战（来自网络）
我向很多人讲过纳尔逊的这些战争故事，儿子因此知道我久有拜谒特拉法加广场的想法，但是面对初到时蠢蠢欲动的爸爸，儿子却安抚说不用着急，广场距他的住所不远，去其他地方观看游览时顺路就看了，这使得我推后了参观特拉法加广场的计划。可是这一放松就多次与特拉法加广场擦身而过：去查令十字街时，差了几步没有走到近在咫尺的特拉法加广场，伦敦小剧场看歌剧时，也只是远眺了特拉法加广场一眼。眼看回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不能再犹豫了，于是在一个浓云密布的下午携全家前往了特拉法加广场。
穿行在旧建筑环绕的伦敦街道上，左扭右转没多长时间就豁然开朗，特拉法加广场到了。广场并不大，但是到这里游览、拜谒的世界各地旅客摩肩接踵。站在特拉法加广场四望，立刻被广场别致的韵味、浓厚的历史气息给吸引住了。特拉法加广场背靠英国国家美术馆（收藏有梵高的《向日葵》），广场前方是高53米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高高的柱身上纳尔逊爵士拄剑矗立，远眺泰晤士河，似乎还在他的胜利号旗舰上观察战情，运筹着何时给敌方舰队致命一击。
纳尔逊纪念柱
纪念柱旁卧有四只青铜狮子，底座则嵌有四幅用俘获的法国枪械融化后雕刻的青铜浮雕，分别描绘纳尔逊战功赫赫的圣文森特角，尼罗河，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加四场海战。
纳尔逊纪念柱底座的浮雕
广场的后面还有三座雕像（第四座雕像底座找不到合适的人物，经常来放置挑选的艺术作品），仿佛是纳尔逊舰队中的舰队指挥官随伺在他的周围，等候他下令进攻敌舰。可是，谁能想到其中一个雕像竟然是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
特拉法加广场的乔治四世雕像
其余两个座雕像是恩格斯称颂为“伟大的将领”查理·詹姆斯·纳皮尔爵士和19世紀英国軍事英雄亨利·哈维洛克爵士！
查理·詹姆斯·纳皮尔爵士
国王塑像竟然位于他的将军身后，这在中华文化中有僭越之嫌，可是在特拉法加广场里却显得那么自然，这不仅因为纳尔逊是这个广场的主人，更来自纳尔逊在英国的崇高威望。
亨利·哈维洛克爵士雕像
站在人潮涌动的特拉法加广场，正远眺大笨钟之际，忽然一男一女一对英国情侣从身旁飘然而过，两人眉眼间颇有电影演员劳伦斯·奥利弗和费雯丽夫妇的神韵，不仅令我想起了奥利弗和费雯丽夫妇主演的好莱坞名片《汉密尔顿夫人》以及纳尔逊和埃玛艾玛的风流韵事。
站在特拉法加广场可以远眺大笨钟
汉密尔顿夫人埃玛·哈特绝对是天生尤物，虽然自幼家境贫寒，并从事过不良的职业，但是他却有了颠倒众生的容颜和绝妙的身段，从而引得画家乔治·罗姆尼追逐着她作画，这些画作使的埃玛·哈特艳名远播，吸引大他34岁的英国驻那不勒斯王国的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娶其为妻，从此获得汉密尔顿夫人称号。
纳尔逊率舰队前来那不勒斯帮助抵抗法军时与汉密尔顿夫人陷入情网。彼时纳尔逊刚刚打赢尼罗河海战，声名如日中天，颇像世界杯决赛进球的马拉多拉，引起所有女人疯狂的崇拜，甚至愿意为其献身。彼时，埃玛在汉密尔顿爵士调教下能歌善舞，并且与那不勒斯宫廷打得火热。英雄美人，纳尔逊和汉密尔顿夫人两个人从此也就难以分开了。
郎情妾意，在当时的英国贵族社会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可是汉密尔顿夫人竟然和汉密尔顿公爵、纳尔逊玩起了三人行，并且冒天下大不韪，一起回英国，三人住在一起。汉密尔顿夫人还公然为纳尔逊生了私生女，这就为英国上流社会所难容，英国海军部屡有微词，甚至纳尔逊的父亲也极力反对他们之间的关系！
很多传记里说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临死时，让部下转告英国政府照顾他的埃玛，但事实上他的埃玛晚景凄凉。纳尔逊的丰厚遗产没有惠及汉密尔顿夫人，从而使得她在纳尔逊死后不久就债台高筑，在贫病和酗酒中凄凉死去。纳尔逊自己并没有子嗣，爵位被子侄拿去，而他们的私生女既没有认母亲，也没有归于纳尔逊家族。妻子感情分崩离析，对情人也没有照顾到，能战却不能谋家，怎么看纳尔逊怎么像三国武将第一的吕布，三国战将数吕布，可托付终身的貂蝉们却被辜负了！
沧海历尽，真正站在特拉法加广场时，已经不再有少年的狂热，会不带崇拜情节的审视历史。此时回头再看纳尔逊和他在拿破仑战争里的杰出表现，开始觉得他的不朽胜利更多的是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实力的体现。英国以海军立国，皇家海军是英国三军中成立最早的资深军种。历史上，皇家海军训练严格，战术先进，并屡出名将，它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败过荷兰海军名将赖特，十八、十九世纪为全球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记得宋宜昌先生说过这样的话衬托皇家海军的重要，“每当英国遇到麻烦，它首先会紧紧抓住皇家海军”！
可是，一战后英国的国力已经完全不复当日，二战时的马来亚海战皇家海军被亚洲的日本海军打的毫无还手之力，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在东南亚被击沉，说起来脸面上实在挂不住。二战后，皇家海军干脆把重点转向反潜，面对内忧外患的阿根廷，一场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打得磕磕绊绊。这样的军队很难再烘托出一位军神了！
离开特拉法加广场时，回头再望，天际虽已经暮云四合，但人潮依旧汹涌，广场上更多的换成了英国当地人。多少年来，英国人依然没有忘记他们的英雄！多少年了，他们始终幻想着再出一个纳尔逊，重振大英帝国的威风。现实呢，日不落帝国的旗帜在世界各地已经纷纷猎猎落下。
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纳尔逊纪念碑文
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地面上，我曾经见过纳尔逊将军的纪念碑文。可是不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三千名流埋英骨那样热闹，纳尔逊的碑文孤零零的躺在地上，后无来者！以此看来，大英帝国想通过再找到一个纳尔逊，再振国威的这个梦，还是难做！
关于作者
席宏伟博士是北京师范大学硕士，中国科学院博士，以色列理工学院博士后。
曾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工作过，并在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现任教于新加坡理工大学。同时兼任新加坡围棋协会副会长，参与编写中国国家重点图书《世界围棋通史》，所著有关新马的多篇围棋文化研究论文获得世界棋文化峰会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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